致德國讀者

　

首先，我要感謝HAMBURGER EDITION HIS VERLAGS. GmbH的支持，是他們慧眼識青，使得我這本為中國人寫的書能夠在德國出版。其次我要感謝翻譯Helmut Forster-Latsch先生，他那精深的中文造詣，為德國讀者打開了這扇了解中國的窗戶。

　

對中國之外的讀者來說，他們關心中國，主要緣於關心中國這個龐大的市場。中國這個市場是否像外界盛傳的那樣是個「淘金天堂」？這本書雖然不是專門分析中國的市場，但它分析的是比市場更重要的領域，即中國市場賴以存在的中國社會。

　

中國現在是世界引進外資大國，在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數量上僅次於美國，在發展中國家當中則居首位。這些外資企業進入中國時，大都曾經表達過這樣的願望：通過經濟交流影響中國，將中國納入國際大家庭，最終促使中國的政治民主化。但這一夢想現在已經不再有多少人提起。相反的是，外國投資者被中國的制度環境腐蝕者日漸增加。據不完全統計，跨國企業在華行賄的事件一直處於上升狀態，中國在近10年內至少調查了50萬件腐敗案件，其中64%與國際貿易及外商有關。僅 2003年外國公司在中國涉嫌賄賂的腐敗案件就高達1,500餘件。在華外資企業的行賄翹楚為電信業跨國公司，據說，電信業的行賄成本一般為合同涉及金額的10%左右。這些外資企業在它們的母國基本上都能守法經營，為什麼一到中國，就染上了這種貪污腐敗的「中國特色」？閱讀這本書，讀者會了解諸多外商為什麼不得不採用行賄方式作為打開中國市場大門的金鑰匙。

　

中國到底是外商的投資福地還是墓地？這也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但筆者根據搜集到的數據分析，只能得出一個結論：一是投資失敗而黯然撤資者佔來華外資的一半，二是留在中國的外資企業50多萬家當中，還有22萬家未運營；而正在運營的28萬家企業當中，只有2/3的企業在盈利。全部加總計算，赴華投資的外商，只有1/4淘到了金子。其他3/4的淘金夢都破滅了。

　

這些數據有些本是中國政府秘而不宣的「國家機密」，它的洩漏完全是出於偶然機緣。去年中國為「兩稅併軌」（即中外企業稅收併軌，取消外商稅收優惠）一事發生爭執，國家發改委（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目前引進的外資過多，已經對中國的經濟安全形成威脅，主張取消對外資的稅收優惠。主管外資的商務部官員情急之下，只得於2005年12月中旬公布了一組數據：中國累計使用外資的金額是5,590.23億美元，其中有近一半的資金已經撤回，在中國目前註冊的外資企業共有504,568家，但實際運行的不到2/3（2005年5月18日在北京召開的「財富論壇」上，中國商務部長薄熙來在講話中列舉外商在中國盈利的成績，說正在運營的28萬多家外商投資企業中，只有2/3盈利）。透露這一數據的商務部部長助理黃海的公開發言稱，由於中國沒有進行外商直接投資存量的統計，而被普遍使用的「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這一指標，並沒有反映出外商投資企業終止運營及撤資等情況。到2004年底，中國利用外資存量約2,500億美元，僅為5,014億美元同期實際利用外資累積金額的一半。

　

這些運行的企業盈利狀況如何？有數據為證：去年7月，中國國家稅務總局反避稅官員蘇曉魯宣布，55％的外資企業均報虧損，但他認為其中不少是藉虧損之名，行避稅之實。 局部地區的統計資料也證明外資在中國的盈利狀況並不好，近日，廣東省統計局對廣東696家重點外商投資企業進行調查，發現廣東省東西兩翼和北部山區外資虧損面逾半。

　

而就在2005年4月，美國電力、賽德能源、阿爾斯通和西門子等一批國際電力巨頭紛紛撤離中國市場。如果將2000年到2001年部分外國電力投資商撤出中國市場稱為「第一次退潮」，那麼2005年這一波已經是「第二次退潮」。

　

事實證明，在中國這個浸透了腐敗毒素的國度，不是外資促使中國按照國際市場的遊戲規則辦事，而是外資順應了中國腐敗的制度環境，投資者的信念受到了「中國特色」的貪瀆文化的侵蝕。而且就在外國投資者彎下腰來向中國官員行賄，也未必就能夠依靠官員的「施捨」盈利。

　

筆者承認，外資對中國的影響確實有積極的一面，如為中國帶來了先進的管理制度與大量的就業機會。但從政治方面來說，應該說廣為流傳的所謂「外資大量進入中國，通過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將促進中國政治民主化」這一命題是虛擬的。從外國資本對中國政治所起的實際作用來看，有不少消極因素：第一，外資出於自身利益游說本國政府，對本國政府在中國政策上的影響非常明顯。許多外商建議本國政府要與中國政府建立良好關係，不要批評中國政府的人權與政治，這使中國政府在國際社會上的人權壓力大大減輕，國內人權狀態一天比一天惡化。2004年4月我曾到德國訪問，有人對我講：「你現在到德國來時機比較好。如果是2003年 12月以前，情況就很不相同，批評中國政府被當作政治態度問題。有學者公開在電視上建議：要想與中國保持良好的經濟關係，不能對中國的專制政治與人權提出任何批評。」當然，這樣做的並非只有德國，許多國家都正在（或者曾經）這樣做，其中法國更是放棄其立國原則，對中國惡劣的人權狀態假做視而不見；第二，外國投資者幫助中國腐敗官員建立了一種另類「政治退出機制」。許多跨國企業的行賄行為往往通過境外渠道完成，如在瑞士銀行為受賄方設立帳戶、辦理出國護照及綠卡，或者為貪官的家屬子女辦理海外留學及移民外國。這種港台資本無法提供的便利是中國官員們最樂意接受的賄賂形式。有了這些外資企業的幫助，中國貪官毫無後顧之憂，從而改變了中國儒家用以概括君（政府）民（眾）關係的「舟水理論」。儒家「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之說，要求統治者為自己本身利益著想，必須將統治者與民眾之間那種「狼羊關係」維持在能夠讓羊群「再生產」的邊界，不要苛剝太過。而現在由於有了這種另類「政治退出機制」，中國的貪官污吏不再需要與人民共享被他們折騰得千孔百瘡的生態環境，以及腐爛透頂且極不安全的社會環境，其貪污腐敗更加肆無忌憚，中國也因此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資本外逃國。

　

德國聯邦議長沃爾夫岡·蒂爾澤先生2005年4月下旬訪問中國，當時正值中國掀起激烈的「反日」風潮，中國政府希望蒂爾澤先生譴責日本的「新歷史教科書」 篡改歷史，蒂爾澤先生沒有屈從中國當局的要求。當他在中共中央黨校講話時，說了一番擲地有聲且令中國政府頗感不快的話：「一個國家如果想要求他國反省其罪惡過去，最好的方法就是這個國家自己以身作則，深刻反省本身的痛苦過去。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站在道德的高度上，令對方感到羞愧，而後懺悔。」

　

一個高度腐敗的政黨與政府，無法將中國引領到健康發展之途。中國人民需要世界了解中國的真實狀況，也需要世界的正義力量幫助中國人民爭取民主、人權。

　

如果我這本書能夠引起部分德國讀者超越本身的利益來促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並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態，我就感到非常欣慰了。

　

何清漣

　

2005年8月19日寫於美國新澤西州

　

修訂版前言

　

一

　

本書在中國的出版雖然已經是7年以前的事情了，但中國社會的發展趨勢卻正好驗證了本書的預測。諸如書中談到的以權力市場化為起點的高度政治腐敗，政府迅速地黑社會化與「黑白合流」問題，農村政權流氓化的趨勢，貧富差距懸殊……，無一不是朝向更嚴重的方向發展。每每看到中國大陸那些令人頗感驚心動魄的惡性事件，看到政府為防堵民冤採取的那些令人發指的政治暴力手段（包括全力鎮壓法輪功），以及一發不可收拾的政治腐敗與基層政權的流氓化，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當年還在大學期間，一位哲學教師上課談到馬寅初先生時所說的一段話：「做為學者，馬老是有幸的，因為他活著看到了自己的勝利，中國的現狀證明他當年要求控制人口的主張是完全正確的。但作為一個中國人，他一定感到非常悲哀，因為這種現狀正好是他最不願意看見的。」

　

這段話，也恰好表達了筆者的感受：作為一位學者，現實的發展驗證了我當年寫作這本書時的所思所想是正確的；但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確實寧願當年對中國社會的未來發展趨勢的預測是錯誤的。因為避免書中所預測的「西西里化」（另有學者稱之為「蘇丹化」），即基層政權流氓化、政府與黑社會共同治理社會的局面，正好是我寫作《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一書的初衷。

　

正因為書中所談的一切為今日中國的現實反覆證實，這次修訂主要做了幾方面調整，一是增加了1998年以後的新數據與資料，並對舊資料作了一些刪節；二是做了一些結構性調整，如將2000年發表在《書屋》雜誌、被中國讀者視為《中國的陷阱》的「姐妹篇」，令中國政府極為震怒的《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一文作為本書的第十一章，並重寫了序言與結語－－以前在中國所寫的結語，因面臨太多不能直言的禁忌，充滿了曲筆－－作為本人對中國「跛足改革」的基本判斷。

　

二

　

這本書問世以來的6年，中國發生了許多事情，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個被西方社會視為中國政治民主化先聲的象徵，即中國政治菁英與經濟菁英之間的聯盟。這一聯盟的形成經歷了一段時期的政治鋪墊，先是通過1999年修憲保護私有經濟，繼之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理論」，正式宣告政治、經濟與知識三類菁英的合流。但讓國際社會不解的是中國政府與新富人之間那種撲朔迷離的關係：一方面，江澤民大張旗鼓地提出「三個代表」，為中國政治菁英與經濟菁英的聯盟開闢了一條制度通道；另一方面卻又有不少新富人（即「三個代表」中「先進生產力」與「先進文化」的代表）因各種原因而成為階下囚。如華晨集團的董事長仰融，東北富商楊斌，還有號稱「上海首富」、名下有兩家香港上市公司的周正毅。這些雄踞富豪榜的中國新富們紛紛落馬，於是國際社會想不通：為什麼中國政府一會將富人捧上天，在「政治花瓶」即各級政協裡面給他們安放了座椅，以示「一家親」；一會卻又將他們作為罪犯拘捕，並歷數他們各種確鑿罪行，傳檄天下。人們被前後矛盾的各種信息弄得恍恍然與惶惶然：這些富人們到底是罪犯還是中國政府的政治新寵？而許多投資中國大陸的商人也被折騰得一顆心有如十五個弔桶打水，七上八下：「我在中國投資到底安全嗎？這種昨為座上賓，今為階下囚的命運什麼時候也會降臨我的頭上？」

　

其實，中國政府與新富人之間這種看起來令人眼花撩亂的關係，完全是由於中國社會轉型期新富人致富的「中國特色」所註定的。中國的經濟改革其實就是「以權力創造市場」的過程，這一過程沿著兩條線路推進：一方面將原來以「黑市」形式存在的「第二經濟」合法化；另一方面是再分配權力從某些領域撤出，讓市場力量發揮作用。在這一進程中，國家壟斷雖有所減弱，但仍控制大部分政治經濟資源，官員仍掌握著大量再分配權力，私人經濟的發展取決於它們與官場關係的密切程度。商人們最好的經營策略是與政府部門做生意，從制度轉軌過程中賺取部分壟斷租金，盈利更像是國家權力庇護和施捨的結果，可以說，在當今中國，「官員是造就國王的人」。在官員與商人相互依存關係的形成過程中，財富越來越成為權力的攫取對象，但卻還遠未成為獨立的社會力量。私人經濟對於再分配權力的依附性，決定了金錢勢力在國家權力面前還缺乏獨立性，也正因其缺乏獨立性，富人們雖然非常富裕，卻缺乏安全感，這是中國近年來富人們大量移居海外，中國大量資本外逃的原因。

　

這幾個富人成為階下囚各有因由。仰融利用一些外界無法知曉的因素成功地逃到國外－－他的落網可能會導致某一區域或某一層級的官僚系統癱瘓，為了「愛護黨的幹部」，有關方面有意放行。楊斌投靠金正日，想利用一場非常複雜的政治賭博保護自己，卻觸怒了中國當局；而周正毅是因為「拆遷」讓眾多平民破產，逼得他們為了生存不惜拼個魚死網破。但從他們幾個致富的途徑中卻可以窺出中國新富們最典型的「登龍術」：股市（當然要靠種種黑幕手法），房地產，與銀行合謀貸款進行各種「空手套白狼」的遊戲。而這幾個部門正好是政府權力干預得最多的地方。

　

中國政府絕非好政府，但表面上畢竟暫時還不敢將貪污腐敗作為立國原則，還得制定一些法律作表面文章，以向國際社會表示自己並非文明化程度不高的前現代國家，與柬埔寨、北韓、蘇丹等國家多少有些區別。由於這一點，再加上政治利益集團因利益而分立，都在努力抓別人的把柄，以爭取更多的利益，於是反貪污腐敗成了打擊對手、爭奪利益的最佳藉口。每一個新富落網，引發的必然是一連串政治地震。可以說，這些富豪們演繹的故事只是中國當代政治經濟戲劇中的一幕而已，既非第一幕，也不是最後一幕，目前在台下觀戲的人說不定哪天就又成為戲中人物。

　

要言之，中國現在的政治制度決定了中國的富豪們「其興也暴，其亡也速」的命運。這架政治絞肉機每天製造大量的肉羹，今天的幸運者可以分一杯羹，而明天說不定又成為被別人分食的肉羹。所謂「法律」，在中國只是政府手中的工具與道具，絕對不是弱者與失敗者（包括這些曾經雄睨一時的富豪們在內）可以用來保護自己的工具。只要中國的企業家與商人們還醉心於「為商須學胡學岩」，滿足於通過權錢交易積累財富，即使從蟲蛹化成了翩翩起舞的蝴蝶，最後也難保自己不步賴昌星、楊斌、周正毅的後塵，在監獄裡體會「獄卒之尊貴」。

　

三

　

這6年間，中國人的心態變化也是必須加以注意的現象。我記得五年以前這本書問世之初，確實有風生雷動之效應，有朋友用「飲井水處皆能歌柳（永）詞」來形容其讀者面之廣。許多讀者告訴筆者，這本書將改革背後的黑暗揭示出來，改變了他們思考中國問題的思維方向。我還記得當初汪道涵先生每到一處，總不忘記向當地政府官員推荐此書，一些中央政府部門與地方政府機關還用公款購買此書，發給大家閱讀。即使是就在書出版之後的三個月時間裡就對筆者下了禁制令的深圳市政府，也還因汪道涵先生的推荐運用公款買了300多本。那時候，大家對中央懷抱希望：中央可能會被基層官員蒙蔽，不了解真實情況。現在，這些腐敗現象甚至根源都已經在這本書中做了淋漓盡致的分析，這麼觸目驚心，中央政府總得想辦法解決這些問題吧？

　

我一直記得一位在深圳政府部門工作的處長對我講過如下一段話：「你這本書，我們處裡大家都在看，但並不公開交流看法。政府官員並不喜歡你的批評，因為書中你批評的那些事情，有哪些我們沒幹過？但我們願意嗎？都是逼良為娼啊。比如深圳市福田區那塊幾平方公里的原生綠化帶，一直被作為深圳市淨化空氣的『肺』，所有的城市規劃都沒將這塊地列在開發之列。但因為位於黃金地段，多少高幹子弟打過主意，包括說句話中央就得聽的香港某巨富。深圳市實在是擋不住了，也得罪不起這些主兒，只好把荔枝林全部砍掉，將它建成一個城市公園，才算是擋住了這種需索。手握權力的高官變著方法搶，這就是我們現在的中國。這種政府能夠長期存在，才真是沒天理……我這些年到過歐洲與其它一些國家，相比之下，我們這些深圳人過的日子實在是太好了，我當然希望這種日子能這麼過下去。但為什麼這日子過起來總是不踏實，有幾個錢就想將子女往外送啊？就是因為政府與政府官員做的那些事，也讓我們明白，這日子長不了。這麼腐敗的政府，這麼腐敗的幹部隊伍，哪能過得長久？但我們沒辦法，身在衙門，不由自主。一個社會如果10個人中7個做賊，剩下的3個也得跟著做，要不然你就會被真賊當作賊來抓，因為你不貪污腐敗，別的人心裡就不踏實。……我們真希望中央真能認真抓抓腐敗，大家圖個長遠發展吧。」

　

朱鎔基就是在人們對共產黨政府還充滿期望的情況下登上總理寶座的，不管他願不願意，他都得承載太多的民意：清除腐敗，振興經濟，為中國帶來一番新氣象。頭角崢嶸的朱鎔基，果然出手驚人，接連砍出了開罪人甚多的「三板斧」：一是令中國人民銀行於1995年7月頒布「十六條」，緊縮信貸；二是果斷開倉放糧， 1993～1994年，開倉放出國家儲備糧400億後，算是砸到了通貨膨脹這條「毒蛇」的「七寸」上；三是砍項目，防止重複建設，調整產業結構。這三招在當時那幾年，算是招招見血，尤其是砍項目，使不少既得利益者們暗中痛恨不已。據說有人痛陳，砍項目太狠，砍得鬼哭狼嚎，朱鎔基慷慨陳辭：一路哭不如一家哭，只要於國家有利，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然而朱鎔基忽視了一點：他個人的力量遠遠小於制度的力量。在利益集團已經開始「俘獲國家」，並形成了盤根錯節的關係網路，政府政策日漸淪為少數人的謀利工具時，大國總理個人的力量也是弱小的。就在他領導的國務院裡，已經有人開始等著看笑話：「看這個堂·吉訶德還能再擋幾輛風車？」這位在中共政治史上少有的 「堂·吉訶德」，在他不斷揮動「戰斧」之時，其失敗的命運已不可避免。

　

朱鎔基執掌國務院的十年，正是中國政治體制嚴重拖住中國經濟改革後腿之時。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是中共政府運用計劃經濟積累了幾十年的國家資源啟動改革的時期，容易見功收效；而90年代的經濟改革，正是各方面資源羅掘殆盡之時，從80年代延續下來的問題尤其是財富分配問題、農村基層社會的破產以及地方基層政權流氓化、黑社會化的問題日益嚴重。平心而論，這些問題並非經濟領域的問題，而且其引發的後果也不僅僅只在經濟領域內。但朱鎔基也只能將這些問題當作 「經濟問題」來對待與治理。這就有如用治感冒的藥來治理癌症一樣，只見大夫不斷用藥，卻絲毫不見藥效。

　

對朱鎔基的十年政績進行非議是極容易的一件事，用「說得多，做得少，做成功的更少」來形容就已經非常形象了。但關鍵是誰能比他做得更好？朱鎔基絕對清楚他將在青史上留下什麼名聲。2000年他已經說了一句「我只希望卸任以後，全國人民如果能說一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我就很滿意了。」堅守清廉本來是任何民主國家的公務員必須遵守的基本職業道德，在中國卻成了一位人望頗高的總理對自己的最高期許，這中間的無奈，真需要細細品味。

　

四

　

筆者的人生軌跡也因為這本書而被迫改變。在1998年到1999年間，中國朝野對清除腐敗多少還抱有一點期望，筆者的生存空間還只在深圳受到各種政治限制。但當中國最高當局發現腐敗已經成了不可清除的政治之癌，在中國當局眼中，筆者的批評自然也就成了「擾亂人心」之言，繼「陷阱」之後，筆者寫的一系列批評中國政府腐敗的文章，尤其是《當代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一文，深深激怒了中國當局。在經受了特務長達兩年多的全天候監視及其他種種政治迫害後，筆者不得不忍痛逃離中國。這兩年當中種種噩夢般的經歷，至今筆者都不願意多去回想。曾有朋友要求我將自己的經歷寫出來，但我卻一直沒有寫作的衝動。除了種種不得不顧及的因素之外，最主要是因為現在還不是時候。但是在夢中，我還是常常不由自主地回到中國，也常常因夢中「回去的經歷」而被驚醒，渾身冷汗。過去幾年的創痛，要想從心中徹底清除，恐怕不是短期內能夠做到的。

　

民眾的心態，尤其是菁英的心態在這7年間也發生了很大變化，犬儒主義已經成了一種普遍奉行的生存哲學。不少中國人已經不願意面對現實，他們的想法是：「只要我過得好，別人怎樣，不關我的事。哪個社會都有失敗者。」優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讓人們將自己的良心負擔輕輕卸掉。2003年7月，曾有兩位回大陸探親的朋友對我談到過他們回國的經歷。一位已經功成名就的名牌大學教授對他們談到：「『陷阱』寫的雖然都是中國的現實，但我看著就覺得堵心，寫這些幹什麼？我已經不再年輕，也不想在自己年紀漸老，競爭能力與承受能力都弱化的時候，再在亂世中度過。有些事情，眼不見心不煩。」我無意責備這位教授，也相信持這種看法的人不是個別。但我卻清楚地知道，這種心態並不能讓他們就此自外於中國的風風雨雨，該來的一切最終還是要來。只要這世界上有一個「奴隸」存在，每個人都有可能淪為「奴隸」，因為罪惡的「奴隸制度」還存在，任何人就不能保證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子孫孫能夠不成為奴隸。

　

這位朋友談到的另一件事情讓我為之動容，儘管我見慣了「黑夜」。她談到，與她父母同住一所軍隊大院的一位女孩，其祖父是軍隊高幹，其父母都是高校教師，女孩大學畢業前夕在公司實習，受到上司的性騷擾，憤而離去。回到學校宿舍與同宿舍的女同學談起此事，結果同學們異口同聲地勸她：「你可要想清楚呵，這是個機會，別後悔啊。」這位女孩痛苦莫名，其父母親也憤怒傷心，無奈中得出一個結論：「就算是父祖兩輩保住了中上層社會地位，但兒孫輩在這樣一個社會中怎麼活啊？難道真要當婊子？」

　

我想起了美國與美國民眾。我來美國之後不久，美國經歷了「9·11」劫難，但美國人民讓我看到了什麼才是偉大的人民。我曾經兩次到一位美國農民家裡做客，男主人年事已高，不能夠再從事農活，現在幫電腦公司設計軟件。夫婦倆為人和善，心態開放，對美國的政府、政治以及國際形勢都有自己的看法，中國許多大學教授的看法未必比他們高明。我喜歡他們，當聽到他們從容不迫地縱談天下大勢時，我就不由自主地想到，我們中國的民眾如果也能像他們一樣，能接受好的教育，能夠告別怯懦，不再崇拜權勢，可以無所顧忌地自由批評政府與總統而沒有任何擔心，那該有多好啊。我還想到了美國人的祖輩，是他們的負責任與勇於犧牲，使得他們能夠在地球上建立了一個自由的國家。我讀過這樣一個故事：美國獨立戰爭前夕，在「波士頓傾茶案」發生之時，移民們就要不要與英國這一宗主國開戰發生了爭論。最後的結論是；戰爭也許不是近期內必須的，但在未來卻不可避免。既然只是遲與早的問題，那麼就讓我們來解決這個問題，不要將它留給我們的後代。

　

六

　

我還必須提到Scholar at Risk與the Scholar Rescue Fund這兩個項目，及其負責人Rob Quinn先生的熱情幫助。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是他們給了我及時的幫助，為我從國內逃出來的最初兩年提供了必須的生活條件與學習條件，度過了人生最艱難的時期。 我還要感謝芝加哥大學與紐約城市大學斯塔騰學院，以及我在復旦的同學夏明教授，我來美國的前兩年是在這兩個大學度過，這段時間使我能夠學習英文並從身心交疲的狀態中得以恢復。

　

我還要感謝宋永毅先生，普林斯頓大學與Perry Link教授，他們給我提供了我亟需的幫助。由於許多原因，還有一些曾給予我許多幫助的朋友，我不能一一列他們的名字，但我將永遠記住他們的慷慨與熱情。在時下的中國，錦上添花之舉隨處可見，但能夠雪中送炭的朋友卻是越來越少。

　

我想藉此機會表達我對丈夫程曉農(Cheng Xiaonong)的深深感謝，我一直將這份感謝深藏於心。他曾經供職於趙紫陽建立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1989年正當他應Friedrich Ebert Stiftung邀請在Deautche Institute fuer Wirtschaftsforschung作訪問學者時，「六四」事件使他被迫流亡海外。由於有類似的經歷，他對我的遭遇特別理解。因為他的支持與關愛，我在海外才能夠繼續從事研究工作，大大減輕了流亡生活的孤獨與痛苦。

　

我希望有一天，我，以及與我命運類似的其他流亡者都能夠在免除恐懼的狀態下，有人格尊嚴地回到中國。因為那樣一個中國，正是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無數仁人志士為之奮鬥的目標。

　

2005年8月再稿於美國New Jersey

　

序言：火山口上的中國

　

對改革以前的中國，西方世界的看法比較一致，都知道毛澤東時代的治國方略，其必然結果是將中國推向災難的深淵。但對改革以後的中國，西方世界的看法卻很不一致。樂觀者認為，在持續的經濟改革推動下，中國國力不斷增強，正在成為世界上的經濟強國，持此論者所持的依據往往有二，一是以自己對中國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現代化城市的觀感為依據；二是中國官方的統計數據與《人民日報》的報道。悲觀者則認為中國社會矛盾叢生，弊病百出，中國政府如果沒有能力改變現狀，最後的結果是走向崩潰。

　

由於中國是世界上少數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之一，政府壟斷了所有的媒體，並將媒體的作用定義為「黨的喉舌」。在信息不公開的情況下，即便是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對這個龐大的國家也難窺其全豹。對中國的未來產生種種歧見，也就是情理中事了。

　

筆者1998年出版的《中國的陷阱》一書，被視為獨立知識分子對中國改革的一種具有代表性的解讀，這本書回答了一個問題：經濟改革為中國帶來了什麼後果。自此以後，筆者所到之處，海內外人士向我提出的問題就成了這樣：「中國共產黨還能支撐多久？中國什麼時候崩潰？」

　

回答這個問題有相當大的難度。無數歷史事件證明，要對未來某個時點上將會發生某事件進行預測，恐怕沒人能成為那樣的先知。但是對某特定社會的結構性變動進行預測，則是一個對該國歷史與現實有著深刻了解的觀察家能夠做到的事情。

　

作者說明：此為2006年9月德國漢堡研究所出版的德文版翻譯所據的最後修改稿 獻給關心中國命運的讀者

　

一、對中國改革幾種不同的計算方式

　

「改革是否值得？我們在改革中究竟得到了什麼？」

　

回顧持續了20多年的經濟改革後，許多中國人都不由自主地要提出這一問題。在經受了「改革」帶來的種種痛苦後，面對貪污腐敗肆虐，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生態系統遭到嚴重破壞、社會邊緣化階層已佔社會總人口的14％，危機叢生的局面時，大多數中國人已經認識到，今後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不再是「需不需要繼續改革」，而是「需要什麼樣的改革」。目前這種缺乏政治民主化、利益分配日益向菁英集團傾斜的「改革」，有如在創口上大把撒鹽，只會使中國陷入深刻的社會危機。

　

對中國改革的得與失，從不同的立場出發有不同的計算方法。

　

1、政府展示的巨大「成就」

　

從中國政府的立場出發，理所當然是只計算「成就」並力力圖掩蓋改革帶來的一些災難性後果。中國政府樂於向世界展示每年的經濟增長率以及幾個亮麗的「現代化櫥窗」，如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等經濟發達的城市；而與財富的生產同樣重要的財富的分配狀況，以及在這些現代化櫥窗之外的廣大地區的貧窮卻被刻意掩蓋起來。「經濟增長」現在構成了政府的合法性基礎，也成了不少樂於與中國政府在研究項目上合作的外國學者對中國的發展持樂觀看法的依據。至於中國政府習慣性地對統計數據造假這一特點，卻被這些學者出於一些利益考慮而被有意忽視。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政府已經學會了用利益控制讓國際社會形成對中國有利的輿論，一些有正義感的學者出於道義批評了中國政府，因此被中國政府拒發入境簽證，多年來不能進入中國，因而影響其學術生涯。這種間接的打擊實際上起了「引導輿論」的作用，其他一些研究中國的學者（尤其是華人學者）發現讚揚中國能夠贏得中國政府好感，進入中國考察，並從中國政府部門那裡獲取一些他們自己也明知道並不真實的材料，而這是他們獲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條件，也是他們在學術界贏得地位的「資本」。於是在中國政府與這些學者之間形成了一種值得注意的「循環」：壟斷了各種信息供給的中國政府是所有研究資料的權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國學者根據這些資料所做的研究，不管與中國的現實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國政府有選擇地登載在《參考消息》及其它各種介紹國外的中國研究的報導中。中國政府藉此向本國民眾證明：中國經濟建設的成就已為外國學者的學術研究所論證並認可！在表面上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實則在西方文明面前深深自卑的大部份中國公眾當中，外國學者的「科學論證」還是有相當市場的。當然，中國政府與這些外國學者在資料與論證上互相賦予「合理性」的利益關係，對學者們來說畢竟不太光彩，因此被深深掩蓋起來。

　

在偽造歷史與控制輿論方面，共產黨與納粹具有同樣的能力。這一「能力」目前又在幫助他們虛構「改革成果」與社會現狀。中國政府善於製造虛假信息，這只要比較中美兩國最重要的報紙《人民日報》與《紐約時報》就不難看出。若干年後的讀者若只閱讀這兩家報紙的本國新聞，一定會得出如此印象：美國社會問題叢生，而中國則是一個幾乎沒有社會問題的「美好世界」。而這種「謊話重複1,000遍就成了『真理』」的「戈培爾定律」所產生的歷史後果已顯現出來：一些國人對 「文革」時期的報紙深信不疑，那些連毛後的政府都承認有不少虛假成份的數據，竟然被個別中國學者用來證明「文革」時期的偉大經濟成就。如果說，「文革」及「文革」前的政府只會愚蠢地使用政治高壓與專政手段強迫人們說謊，那麼這些年來政府的政治智慧已有所「提高」，它不但學會用利益手段控制國內傳媒與學術界，還將這一手段用之於控制國際社會欲與之交往者。

　

2、經濟學家為腐敗所作的辯護

　

第二種計算方法包裹在看似嚴密的學術外衣下。中國部份經濟學家對「改革」造成的嚴重分配不公其實了然於心，但出於利益驅動，他們不是批判這種只照顧極少部份權勢者利益的「改革」，而是竭力為這種「改革」作「學術」辯護。為此他們提出了一種「代價論」：首先，他們構造了一個「世界」，聲稱社會中只存在三種人，一是政府官員，二是企業家，三是為這兩部份人服務的學者，其餘的社會階層則被排斥在這個「世界」之外；然後他們接著論證這是中國的「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而這「代價」就是要容忍腐敗，用「體制外資源（金錢）來贖買體制內資源（權力）」；這種「權錢交易」被譽為「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交易方式」，他們認為，通過這種方式就能促使中國經濟儘快轉軌。前幾年在中國引起極大爭論的「經濟學家不需要良心、經濟學道德中立」這一外國讀者多少會感到荒謬的問題，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國的學術殿堂，並成為一個煞有介事的「學術命題」。有幾位著名的中國經濟學家曾公開提出，「經濟學家就是要與利益集團相結合」，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與中國政府關係比較密切的香港大學張五常教授，他公開提出要建立一個按權力地位分配社會財富的等級序列。面對正在貧困線下苦苦掙扎的4,800萬失業工人，大陸經濟學家樊綱則認為這個人群的數字還不夠大，對中國社會穩定並不構成威脅，政府不需要考慮這 4,800萬人的問題。

　

3、呼喚社會公正，反對「權貴私有化」的改革

　

第三種計算法直到90年代中後期才漸漸浮出水面，那就是根據社會常識計算改革的得與失。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質就是一個利益再分配過程。這些學者關心的是，在這20餘年的「改革」中，是哪一部份人得到了利益？他們通過什麼手段獲利？他們的利益是不是建立在其他階層利益受損的基礎上？而大多數老百姓在20多年「改革」所構造的新社會階梯中，又居於一種什麼樣的社會位置？

　

這部分學者認為，中國這場改革是以「權力市場化」為起點，以權貴私有化為特徵，為改革付出代價的是佔總人口80以上的社會底層人民，而享受「改革成果」的只是少部分權貴階層。這種算法代表著中國改革良心的叩問。隨著這種叩問的升級，反思中國的「改革」逐漸成為中國思想界自1998年以來的一種潮流。但這種潮流只持續了兩年左右，從2000年開始，便受到政府日益嚴厲的打壓，此後在國內的媒體上已得不到任何表達機會。在這種體制化的政治高壓下，完全不具備「議價能力」的利益受損集團，即失業工人與廣大農民的利益訴求在中國官方媒體上徹底消失了。

　

《中國的陷阱》一書，率先開始對中國改革進行良心的叩問，它深刻揭示了持續了20多年的經濟改革的實際社會後果：權勢者通過「權力資本化」這一途徑，成為先富起來的一群人；而中國廣大社會公眾， 則成了改革中的利益受損者。佔中國人口5％的權貴們的財富，是依靠掠奪佔人口80％以上的下層人民的資源而積累起來的。

　

本書的分析還說明，中國從1978年開始的經濟改革，從本質上只不過是對毛澤東當初「化私為公」的革命的一種逆變－－「化公為私」。1949年以後，中共用暴力消滅了有產階級，而在1978年以後的改革進程當中，中共的掌權者們卻利用權力將自己及其家族變成了一個暴富階級。半個多世紀「革命」的全部意義就是用無數的人頭將一部份社會的邊緣者送到了權力中心位置，用紅色新權貴代替了舊權貴而已。這種「市場經濟加極權政治」不可能將中國引入繁榮富強，只可能導致新一輪社會危機。

　

這本書最重要的觀點是：權力市場化是改變中國財富分配格局的起始點，也是理解中國改革的一把鑰匙。中國政府無法克服由他們自身造成的制度性腐敗，這一看法自1998年以來成為當代中國人理解中國改革的出發點。

　

二、火山之上的「穩定」

　

這樣的改革自然不能為中國帶來穩定。本書的後半部分就在集中解釋這種排斥政治體制改革的跛足改革為中國帶來的災難性後果，與「新左派」的論點不同的是： 「新左派」認為這是中國拋棄了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的治國方略帶來的後果，那麼筆者想談的是：所有這一切，是因為中國20世紀的極權政治道路的必然結果。

　

1、中國宛如一座巨大的火山

　

1989年發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國改革的分水嶺。「六四」以前中國政府的改革思維與「六四」以後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六四」以前的改革以「創新」為目的，如政治上淘汰毛思想的教條、經濟上則以改變計劃經濟體制。「六四」以後則以「鞏固」、「完善」和「深化」現行體制為目的，強調「穩定壓倒一切」；「六四」以前的「改革」多以港澳台、「四小龍」、美日歐的成功經驗為借鑑，對外界保持謙遜和開放的心態，表示要學習西方民主制度的長處；而「六四」以後則將前蘇聯和東歐的「失敗教訓」引以為戒，呈現自負、保守、戒備和與美國為敵（實際上是排斥以美國為代表的現代民主政治）的特徵，理論上公然讚美威權體制，表示民主政治不適宜中國國情。近年來，中美關係的變化脈絡，基本上從此可察覺到一些蛛絲馬跡。

　

中國是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國家，黨與政府完全是一個利益共同體。近年來中共在維護內部秩序時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要「將一切不安定因素消滅於萌芽狀態」。中共努力造成這樣的現實：沒有任何有組織的力量能取代中共統治中國，中共的滅亡必然會導致中國的崩潰。由此推論出的邏輯結果就是：為了中國不陷於崩潰，就得容忍共產黨通過「改革」達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市場經濟＋極權政治」。

　

中國共產黨構造的這幅圖景非常有利於維持他們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國際社會因此對中國採取了「綏靖政策」，要求中國改善人權，建立民主政治的呼聲越來越弱，這一點完全符合中共的政治需要。從21世紀初開始，面對江澤民的老邁無能，國際社會唯有寄希望於一點：通過共產黨權力的代際更替，促使一些所謂「共產黨內的健康力量」上台，從而維持中國社會的穩定。

　

這種看法實際上是過度重視中共通過政治暴力整合社會的能力，完全忽視了維持社會穩定的最基本因素，如生態環境（人口與資源）的限制性作用，道德倫理對社會的整合能力。生態環境是一個國家與民族的生存底座，這個底座堅實與否，決定了一個國家與民族的生存狀態；道德倫理構成社會整合的文化親和力，相對政治整合能力而言，道德倫理是軟性的，也更具有張力；而政治整合力則是法律與制度層面的一種強力約束。

　

（1）生存基座－－生態環境的破壞

　

中國的生態環境已經面臨著非常嚴重的危機。威脅人類的所有污染種類，如水污染、大氣污染、城市固體廢物污染、化學污染正在迅速侵蝕著中國的肌體，對中國的未來構成了致命的威脅。從共產黨建政以來，中國的環境生態就處於一種被過度掠奪的狀態當中，改革以來尤甚。化肥的大量使用，導致土地地力遞減；沙化，鹽鹼化，板結等各種土地質量惡化的情況都已經大面積出現。沙漠化面積現在已佔整個國土面積的38％，這使人均耕地本就緊張的中國雪上加霜。對礦物資源的掠奪式開採導致一種極其矛盾的現象出現：資源綜合利用率降至最低，資源消耗量卻達到極高，單位國民生產總值的礦物消耗量為發達國家的2～4倍，投入的原料僅有三分之一轉化為產品。

　

如果要按照綠色GDP計算為經濟發展付出的生態環境代價，中國這20多年的發展可以說是負值。只要閱讀國家環保總局每年的年度報告，對中國的生態污染現狀就會產生觸目驚心之感。據世界銀行測算，中國空氣和水污染造成的損失要佔到當年GDP的8%；中科院測算，環境污染使中國發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佔到GDP的15%。中國國家環保局副局長潘岳在在2005年世界財富論壇的發言中表示，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工廠。由於廣大西部和生態脆弱地區難於承載現有人口，全國22個省市需要遷出1.86億人，而能夠接納人口的廣東、北京、天津、上海、遼寧、浙江、福建、黑龍江、海南等省市最多只能接納3,000萬人。屆時全國將有1.5億人口淪為生態難民。

　

（2）社會整合力量－－道德秩序的破壞

　

從道德倫理方面來看，中國正處於空前的「禮崩樂壞」的狀態。政府官員的高度腐敗與整體性道德敗壞，超過了世界上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關係中，道德整體性敗壞表現為經濟信用失常，中國的合同履約率只有不到60％。

　

社會道德敗壞的源頭可以追溯至政府。中國政府本身就是一個虛假信息的製造者與提供者，統計數據造假與「為維護黨與政府形象」而製造假新聞，均算得上舉世無雙。地方基層政權行為更是已經徹底流氓化，與黑社會沒有本質區別。大多數政府官員都是具有兩面人格的人物，他們最擅長的「為官之道」，就是能夠輕鬆自如地隨時轉換兩幅不同的面孔：在公共生活中，官員們習慣用官腔官調講各種自己都不相信的謊話，成克杰、陳希同之類有關「廉政」的說教曾被他們自己編成語錄集錦發行，但這絲毫不表示他們將按照自己的說話施政與生活。實際生活中，這些官員貪污受賄、嫖妓養二奶，魚肉百姓，胡作非為。官場的迅速腐化墮落必然引致整個社會的墮落，中國成了一個犯罪率最高的國家。

　

在任何國家，社會道德都是社會整合的一種重要力量，在日常生活中起著比法律更為重要的作用，因為它提供了起碼的判斷是非標準，規範著人們的行為準則。而今天的中國，連是非判斷標準都已經陷入嚴重的混亂，比如對貪污腐敗的認同與辯護，甚至成為中國經濟學家們竟相追逐的時氅。

　

中國社會現在只剩下一種整合力量，即共產黨的強權高壓。

　

2、90年代以來中共的統治方略

　

在貪污腐敗肆虐、盜賊蜂起、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失業者遍布全國城鄉，黑社會化趨勢加快的狀態下，中國社會之所以沒有陷入一盤散沙的崩潰局面，完全是由於中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暴政。首先，中國政府大大加強了各種社會控制手段，借助現代文明國家很少使用的政治暴力加秘密警察，將一切有可能形成的組織力量消滅在萌芽狀態，從而使中國民眾處於一盤散沙的狀態，無法形成有組織的對抗力量。其次，在政治上借助一些極不光彩的手段，如在統治者內部利用抓貪污腐敗等把柄控制官員。這種反貪污腐敗的主要目的不在於控制腐敗，而在於進行內部清洗。中國的官員並非不知道中國現在的局面堪憂，也並非人人都從心底裡認同目前這種「黑金政治」，但他們很清楚地知道：在這架按慣性運作的巨大國家機器面前，他們只不過是其中一個零部件而已。如果他們不按照官場慣性運作，就只有被淘汰出局。江澤民統治時期，中國政府適時地採取了新的意識形態戰略，加強對公共領域的集權控制，建立了與經濟菁英及知識菁英的結盟，從而成功地在短期內維護了所謂 「社會穩定」。

　

（1）意識形態戰略

　

在實行新的意識形態戰略與加強公共領域的控制方面，江執政時期比鄧小平時代要嚴厲得多，而胡錦濤比江澤民走得更遠，公開表示羨慕北韓的思想控制。政府完全按照江澤民確定的控制原則──「將一切不穩定因素扼殺在萌芽狀態」，任何真正的獨立民間團體在這種控制下不可能產生。從實踐效果來看，江澤民政府採取的軟硬兼施策略，其實比毛時代純粹的政治高壓更容易成功，也更不容易引起國際社會的反感。相比較而言，胡錦濤時代的思想言論管制則比較江澤民時代顯得粗暴直接。

　

以醜化西方民主政治為核心內容的中共意識形態戰略，與公共領域的控制相輔相成：

　

－－在學校裡加強對學生的思想教育，通過語文、歷史、政治這三門課灌輸給青少年許多政治謊言。這就是當代中國青少年對美國既仇視又崇拜的矛盾心理由來， 「仇視」通過意識形態教育強行灌輸，而「崇拜」則是非政府渠道提供的信息積累而成的一種綜合效應。

　

－－加強對媒體的控制。中國政府壟斷了幾乎所有媒體，並「與時俱進」地完善了毛時代對媒體的制度化管理，再用「卡住從業者的胃」這種手段，迫使新聞從業人員自覺認同「黨的喉舌」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識菁英沒有任何輿論陣地可以依託。從1999年開始，中國政府不斷加大資金投入，網羅了不少計算機專業的大學生擔任網路警察，並制訂互聯網管理法規，希望控制住網路這匹奔騰的「野馬」。

　

－－對知識分子採取「收買」與「打壓」併行的策略。「六四」民運之後，知識菁英們面臨重新定位的困惑。自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政府採用收買政策，用各種學術榮銜與物質利益作為誘餌，將絕大多數知識菁英納入了體制內。對於那類對現實持批評態度的知識菁英，則採取各種嚴厲的打壓，如規定各類媒體與出版社不准發表與出版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讓這些人所在的工作單位以各種非政治理由將他們開除或解聘，使其陷入生活困境。對於社會影響極大的知識菁英，則派國安局特務跟蹤監控，搜查住所，進行人身迫害，想方設法迫使他們離開中國。這種軟硬兼施的策略極其有效地消彌了知識菁英的批判意識，大多數知識菁英根據本身的資源占有狀態調整了治學方向，對政治與社會採取了犬儒主義的苟且態度，不少人的「現狀研究」完全迎合於當局的政治需要。

　

（2）菁英聯盟的形成

　

90年代初，中國政府表面上堅持自己代表工人階級利益，但官員們則與經濟菁英之間建立了非常密切的私人利益關係。到了90年代後期，中國社會總財富的 85％已經成為少數菁英們的囊中之物，中國政府因此調整了自己的階級合作戰略，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給政治菁英與經濟菁英合作拓展了廣闊的解釋空間， 「讓私人資本家入黨」只不過是讓經濟菁英進入體制有了更合法的政治通道。而中國知識菁英在80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產階級一旦成熟以後，就會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權利。這一幻想至90年代後期完全破滅。中共政府的政治策略是將經濟菁英與聽話服從的知識菁英納入體制之內共享利益，並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治。

　

對於底層動亂，中國政府則越來越依賴暴力鎮壓。撲滅地方性的小規模群體性反抗，已經成為中國地方政府的日常作業，這方面他們已經積累了非常豐富的經驗。每逢發生失業工人與農民群體性抗爭事件，「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總是行之有效。所謂「胡蘿蔔」在此處是指小量的物質利益，如給失業工人一兩個月的生活補助，以此消解失業工人的反抗行動；「大棒」則主要是針對工人與農民領袖，一旦抓到這樣的「動亂分子」，中國政府一概予以嚴懲，從人格上精神上予以摧垮，必要時從肉體上予以消滅。這種嚴厲懲罰讓大多數人望而卻步，不想再成為群體性反抗事件中的「領頭羊」。

　

在菁英集團聯盟日益加強的情況下，沒掌握任何資源的社會底層動亂雖然有如烽煙四起，卻因新聞封鎖而只能局限在某一地區，且往往被有效地鎮壓下去，根本無法構成對中國社會整體性的威脅。對於一個已經流氓化的政權來說，人權已經被他們曲解成「生存權」，哪怕中國人生活得有如動物，在中國政府及為他們服務的學者眼中，那也算是「生存權」的落實。

　

3、菁英們對未來的選擇

　

國際社會對中國未來的評估，一般比較樂觀。尤其是近兩年來，人們創造了兩個前景燦爛的神話安慰自己：一是中國加入WTO以後會促使中國政治的民主化，二是高科技的進步會帶來資訊的自由傳播，有助於打破中國的新聞封鎖。對於前一個神話，只能說是持此論者一相情願的美好希望，因為WTO不過是國際社會的經濟遊戲規則，不可能期望通過它來改變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第二個神話正在被中國政府無情地擊碎，中國政府投資幾億美元的「金盾工程」（Golden Shield），正在為中國政府用科技手段加強社會控制貢獻力量，許多跨國公司為了商業利益，爭先恐後地加盟這個龐大的高科技網路監控工程。

　

那麼中國的菁英階層又是如何評估自己這個社會？

　

中國社會宛如一座地火四處奔突的火山。中國人幾乎都能清楚地感受到地殼下奔突的地火。不過中國的菁英集團非常清醒地形成了共識：利用政治高壓與特務手段維持現狀對他們是最有利的局面，一旦發生動亂，前景是玉石同焚，善惡同歸。這就是從90年代以來中共政府的防禦重點日益放在防止底層動亂方面的基本出發點。

　

中國官僚階層的危機感其實比中國的知識菁英們要強烈得多，自90年代以來，中國的「資本外逃」（Capital Flight）現象日趨嚴重，不少高官早已將在大陸通過各種途徑搜刮來的財富存入外國銀行，其家屬已經在國外舒適地定居下來，中國在他們的心目中只不過是個撈錢的好地方而已。近年來加拿大、澳大利亞、歐洲一些國家將吸收中國留學生作為發展本國經濟的一大舉措，就是因為中國有著龐大的社會需求。據統計，中國每年因留學而產生的資金外流高達40多億美元。如果說「鈔票」也是一種選票，那麼中國社會上層對子女與家庭的未來安排，已經表明了他們自己對未來的選擇。

　

三、十六大以後的中國會有什麼變化？

　

對於今天的中國，不少人讚譽相加，主要理由是「經濟發展一枝獨秀」。至於經濟增長不等於社會發展與人民整體福利的改善，以及中國為這種短暫的經濟增長支付了巨大的環境代價這些事實，則很少有人去想。但從十六大前後舉世對中國第四代領導人的高期望這一點當中，已經可以看出人們對江澤民時期的中國情況惡化並非毫無所知。「揣著明白裝糊塗」，也許就是普遍的一種心態。

　

世界各國媒體一直認為中國的媒體市場是塊「空白」，指望中國政府開放這個「巨大的市場」，對中國一直讚美有加，2005年初是法國、英國的一陣猛熱鬧，導致「無中國不成新聞」的局面。從5月開始又是美國幾大著名新聞周刊紛紛報道中國。從這些媒體的報道中，讀者們看到了一個現狀美好，人民富裕、未來充滿希望的中國──而近年來，儘管中國政府從未許諾任何「改革」，而這些媒體卻幫助中國政府製造出了一個又一個「改革」神話，比如2003年初，一向善於「作秀」、喜愛表演的深圳特區，在世人對它已經漸漸淡忘之際又上演了一出新劇，宣稱自己要進行「政府改革」，於是國際傳媒紛紛竟相報道，稱「這是中國未來政治體制改革的預演與試驗」。一些國際大媒體採訪筆者時，無論筆者如何解釋這只是與政治體制改革完全不一樣的「行政改革」，並試圖說明行政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的區別，但一些媒體無論如何都要將此稱之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預兆」。這一「改革神話」剛破滅，又有國際知名媒體製造出「媒體改革」神話，直到2005年8 月2日，中國文化部與新聞出版總署等六部門聯合發布《關於加強文化產品進口管理的辦法》，才將外國媒體進軍中國市場的夢想擊得粉碎。眾多海外媒體垂頭喪氣，BBC中文部於8月5日發布消息，說「相對於去年公布的開放媒體市場政策，這些措施顯然是一大倒退，使得外國的媒體也失望」──以往BBC一直在營造中國媒體改革的神話，至今還不肯承認這神話是營造出來的幻影，並非中國現實。因為中國政府從未宣布過要開放媒體市場，中國主管宣傳的官員更是從來就沒有宣示過「媒體要改革」，相反倒是不斷在宣布要加強控制。比如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局長徐光春2003年7月曾宣布：「有幾項標準永遠不會更改，即：媒體的角色是「黨的喉舌」，黨管理媒體及媒體機構人事，以及媒體依然要承擔正確輿論導向的責任。」 中宣部副部長李從軍也毫不含糊地說過：「中國的媒體公司需要按照企業模式展開經營，並要時刻留意保留其意識形態方面的特性，並肩負起正確引導輿論導向的義務。」

　

筆者絕不反對各國傳媒進入中國市場，筆者只反對這些媒體放棄新聞自由的基本原則去迎合專制統治者的政治需要。這些媒體在專制者面前彎下了它們在本國政府面前未曾彎下的腰，卻沒有換得市場，原因在於他們不知道在中國傳媒業裡，資本原則只能屈居於第二位，第一原則仍然是政治原則。

　

這些年來，中國政府對外國媒體的態度有如一個寓言故事：一位農夫牽著一頭驢子趕路，為了激勵驢子加快腳步，農夫在驢子的鼻子前晃動著一把青草，吸引著驢子追趕著青草。中國政府這幾年扮演著「農夫」的角色，而一些外國媒體則宛如那頭追趕著青草的「驢子」，這把「青草」就是中國暗示給外國媒體進入中國市場的准入資格。專制統治者最需要的是反對者（包括潛在反對者）向他們低頭，在反對者沒有低頭之前，專制統治者會在「驢子」面前晃動青草。但只要一低頭，青草就立即收回。因為專制者已經成功地向世人證明了西方傳媒追求所謂「自由民主真實」的原則，只是為了賺取金錢的幌子而已。

　

以往對中共政府每一次行政改革，中國官方理論界都有意誤導成「政治體制改革」，還有一些海外學者亦有意參與唱和，筆者一直不理解這些學者為什麼要這樣做，曾在私下裡問過，得到的答覆竟然是：「我們要做成一雙靴子，哄共產黨穿上去。只要它穿上去不脫下來，就可以慢慢達到目的。」將幼兒園阿姨哄小孩子時常用的方式，如「某某小朋友今天表現很好，我們給他戴朵小紅花，明天他一定會表現更好」，用之於對待一個具有50年執政經驗，且在奪取政權的28年艱苦過程中充分表現了機變與權謀的政黨，這種方式是表現了學者的「智慧」還是這些學者個人別有所求，筆者不想置評。但事實是，每次都是學者們辛苦表揚了半天，中國社會的公共領域卻收得越來越緊。值得注意的是這次中共政府與以往還不同，就在2003年的兩會期間，乾脆由政府發言人宣布：「這次政治體制改革不是兩會議題。深圳的政府改革只是行政改革，不是政治體制改革」。國際社會的中國學界與傳媒一度討論得非常熱烈的中國政府體制改革，這才算是結束了紙上的行程。

　

其實要判斷中國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將做些什麼非難事，只要依據兩點：一是中國的現狀怎樣，因為未來的道路只不過是現狀的延伸罷了。毛時代是「極權政治＋計劃經濟」，鄧時代是「威權政治＋市場經濟」，專制政治從來就不是中共政府要改革的對象，而是他們統治社會的基本手段。從現狀來看，中國目前的局面實在是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每一代領導人的能力都比前一代弱，而面臨的問題卻比前任要嚴重得多。從中共政府近幾年的作為來看，只見加強社會控制，未見有任何放鬆跡象。二是政權的統治基礎構成有無可能改變。一旦統治基礎被制度認可，制度的力量就遠遠大於領導者個人力量。從90年代中後期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知識三類菁英的聯盟已經形成，並且對國家公共政策的制定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三個代表」與「七一講話」只不過是為這種強勢集團「俘獲國家」的社會格局正名，並開闢一條制度化通道而已。任何人在中國執政，都得依靠現在已經形成的統治基礎，都得容忍強勢集團通過擠壓平民達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奉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市場經濟＋極權政治」體制。這一點只要平心靜氣想想朱鎔基總理上任之初，舉世對他的熱切期望，以及他最後難逃「堂·吉訶德」命運就了然於心。

　

胡錦濤上台以後，中國共產黨在執政問題上出現的兩大極端矛盾的工作取向：黨務工作向左轉，意識形態控制大大加強，政治用語也日益還原到毛時代的話語系統；社會經濟政策向右靠，許多政策已經明顯地出現利益集團俘獲國家的痕跡，對導致中國政府高度軟政權化的腐敗問題更是放任自流；對於收入差距問題，則採取「無為而治」的態度。在鎮壓底層反抗時，卻表現出一種對暴力的迷戀傾向，完全與其意識形態表述「重民、親民、愛民」脫節。

　

對於黨務工作向左轉這一傾向，只須列舉胡錦濤這兩年的「重要講話」的主要內容就可知道：

　

從胡錦濤作為「登基宣言」的「西柏坡講話」來看，胡錦濤迷戀於重複毛式話語，整篇講話於解決中國時務毫無實用價值。試想想，要今天中國的腐敗官員們放棄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珠環翠繞的奢侈享受，去「艱苦奮鬥」，幾乎無異於痴人說夢。

　

被列為全黨重點學習的胡錦濤即2003年「七一講話」，則更是不著邊際。這個「講話」中為中國構想了一些假想敵，即「西方敵對勢力企圖通過各種手段對我國進行思想滲透，動搖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搞亂人們的思想」。當胡總書記煞有介事地陳說「西方敵對勢力」的種種罪狀時，他本人仿佛已經忘記中國的問題正是中國政府一手製造出來的。

　

則整個政務系統卻表現出一種急劇右轉的傾向。這可以從「反腐敗」力度大大降低中窺見一二。由於胡錦濤多次表態「我們的幹部隊伍主流是好的」，真反腐敗就有傷官場和氣，於是這兩年立案偵查的腐敗案件大為減少：2002年中國立案偵查的腐敗案件尚有51,077件，而2003年急劇下降為18,515件； 2002年被查處的縣處級以上官員尚有4,291人，而到2003年則下降為2,728人。反腐敗力度下降還猶可，一個主張政府與貪官共同分贓的「一二三工程」居然包上「反腐秘籍」的外殼堂皇登場，這個方案主張只要官員交出貪污的錢款，就可以不予追究並保持現有官職。政務系統更是與貪官們息息相通，制定的社會經濟政策讓世界上最右傾的政府也瞠目結舌，比如中國人民銀行2004年11月頒布《個人財產對外轉移售付匯管理暫行規定》，規定從12月1日開始，允許大陸居民在移居海外時攜帶個人財產出境，並且對轉移出境的財產不設上限。這一來等於為貪官污吏攜帶財產出境放行，並且大大降低其轉移財產出境的成本。

　

對於底層百姓的困境，中國政府幾乎不再有任何紓解民困之舉。2004年宏觀調控引起的生活資料價格上漲，讓底層人民連維持基本生活都感困難，但從來未見任何解困方案出台。對於日益頻繁的底層反抗，也從「剿撫併用」到「以剿為主」，90年代前半期發生底層反抗，中國政府總還要給幾根胡蘿蔔以示安撫，而現在胡蘿蔔日益變小甚至乾脆不給，政府越來越表現出一種對暴力的迷戀傾向，導致社會仇恨日益加劇。「親民重民愛民」的口號雖然呼叫得非常響亮，但落到實處卻幾乎不見痕跡。

　

上述分析表明，希望通過中共內部的權力更替來改變中國現在的危局，只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想法。認為中國政府完全有能力長期控制局面的分析家們，其分析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中國政府是一支高效團結的「消防隊」，並擁有非常強大的 「消防能力」，如越來越借助於暴力的政治高壓，越來越普遍的由警察與國家安全部特務共同建立的「安全系統」，越來越嚴格的新聞管制，以及為經濟菁英與知識菁英開放的一扇分享利益與權勢的窄窄的門。筆者的看法是：這些不惜工本的投入確實能夠延長中共的統治壽命，但不能從根本上克服危機。而且非常明顯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壽命其實正是通過犧牲中華民族的前途換來的，一句民諺精闢地總結了中國的現狀：反腐敗亡黨，不反腐敗亡國。中共的壽命越長，中華民族付出的代價越大。

　

筆者的看法是：中國的現實並不是「地面上鋪滿了乾柴」，而是地下在奔突著隨時可能竄出地面燃燒的「地火」，任何最先進的「消防設施」對地火的防禦作用是有限的，中共政府終會有撐不住的一天。而由於中共「黨國一體「的長期統治，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垮台之時，也就是中國社會陷於解體之日。與以往歷史不一樣的是，由於人口的空前膨脹，生態環境的高度破壞，以及社會道德的整體崩潰等制約因素，經歷過共產黨統治的中國要進行重建，比任何時代的困難還要多，還要大。

　

我相信，中國人的後代在評價今天的中國歷史時，一定會認為中國的前途是被不負責任的政客、自私自利的知識菁英、依靠投機鑽營發財的經濟菁英共同謀殺，也一定會驚訝於今天的中國人民為什麼會如此容易被他們愚弄。對歷史，從上一世紀中期開始，我們這幾代人確實難辭其咎。在美國這個自由國度，能夠很清晰地觀察到海外華人與中國大陸政治之間的脈動，在所謂「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糖衣之下，中共政府的腐敗統治得到了不少「愛國華僑」最大程度的理解與支持。每觀及此，筆者就不由自主地想起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的一句話：「長期以來，每個政府連同其智慧與愚蠢，是它的人民的絕佳象徵。可以說，有其人民必有其政府。」 （Carlyle, Thomas Scottish author, essayist, & historian (1795 - 1881)In the long-run every Government is the exact symbol of its People, with their wisdom and unwisdom; we have to say, Like People like Government.）

　

中國未來的前途只能依賴於人民本身的覺悟，以及他們的政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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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韓德強的「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八面來風》，2000年第8期；崔之元的「鞍鋼憲法與後福特主義」，《讀書》，1998年3月；《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　這方面的代表作有：張維迎，「有些腐敗的存在，不是最好的也屬次優」，《中國經濟大論戰》，經濟管理出版社1997年；樊綱，「腐敗的經濟學原理」，《經濟學消息報》，1996年3月22日；張曙光，「腐敗與賄賂的經濟學分析」，《中國經濟學：199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張五常，「為什麼我一直堅持國企改革永遠沒有希望？」，《奇跡網路》，1999年10月14日；樊綱，「騙出一套新體制」（1993），《走進風險的世界》，廣東經濟出版社，1999年；張五常，「以資產換特權，促進私有化」（1995），《中國經濟大論戰》，經濟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張五常，「三種社會體制」，《書屋》2000年第2期；王宏遠，「反腐敗不能嚴厲到使政府官員岌岌可危」，《中國經濟大論戰》，經濟管理出版社1997年；張曙光，「繁榮的必由之路．自序」及「腐敗問題的再思考」，《繁榮的必由之路》，廣東經濟出版社，1999年。

　

3　「中國生態的盛世危言 」，《南風窗》2005年2月（下）。

　

4　中國國家環保局副局長潘岳2005年5月20日在「財富論壇」上的講話，中國環境信息資源網， http://www.cern.gov.cn/NewsInfo.asp?NewsId=200505200010。）

　

5　「中國生態的盛世危言 」，《南風窗》2005年2月（下）。

　

6　中國媒體改革終於啟程，鳳凰衛視2003年7月10日，http://www.phoenixtv.com/home/finance/fortune/200307/07/83157.html。

　

中國媒體改革終於啟程，鳳凰衛視2003年7月10日，http://www.phoenixtv.com/home/finance/fortune/200307/07/83157.html。

　

第一章 社會主義的免費午餐：股份制改造　

　

中國從1978年開始的經濟改革，其形式是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其實質則是對社會資源重新配置，對各種利益關係重新調節。在這一利益重新配置的過程中，權力的市場化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並導致中國的改革呈現一個相當明顯的特點：當代資本原始積累從開始進行到基本結束，總共只用了將近20 年時間（1978～90年代中後期）。其時間之短暫，積累速度之快，積累財富數量之多，在世界上都堪稱絕無僅有。

　

從原始積累過程中產生的幾代富翁的身份以及致富方式來看，至今為止中國已有三代身份迥異的富翁：第一代是被中國傳統就業體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於地主富農等 「黑五類」家庭、或本人是勞改釋放犯等。這些人為生計所迫，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幹起了當時為社會所輕視的「個體戶」；第二代則是80年代中、前期 「下海」的科技知識分子與技術工人，這些人主要是憑藉自己的一技之長，投身於市場競爭；第三代富翁則是1985年推行「價格雙軌制」[ii]以後「下海」 者。這類人當中有不少是與權力圈人物沾親帶故者，有的人本身就是政府官員。他們「下海」的時間雖晚於前兩代富翁，但由於他們能憑藉權力資本，瓜分「價格雙軌制」的巨大差價－－僅1988年，價格雙軌制所產生的差價就達1,000億元之巨，其中70％流入私囊－－故其資本原始積累能夠加速度進行。

　

第三代富翁的財產規模之大，積累速度之快，均非前兩代富翁所能企及。筆者曾親耳聽到第三代富翁中有人自鳴得間地將此現象總結為：第一代富翁是「半人半鬼」，第二代富翁是「凡夫俗子」，第三代富翁則是「半人半神」－－所謂「神」，指的是「第三代」富翁有很大能量，賺錢不花力氣且數量巨大，頗有瞧不起第一代、第二代之意－－到1991年以後，這些人又憑藉權力和已積累起來的資本介入 「股份制改造」、「開發區圈地運動」，在席捲中國的「股票熱」和「房地產熱」中，以世界罕見的速度積累了巨額財富。也就是在這批以官商結合為致富訣竅的 「政商」出來以後，中國社會才出現了這樣一首重新劃分富人等級的民謠：「萬元戶是貧困戶，十萬元戶剛起步，幾十萬元馬馬虎虎，百萬元戶才算數，千萬元戶是真富。」

　

剖析「股份制改造」（包括中國股市）和「圈地運動」的特點，最能看出中國當代資本原始積累的本質。

　

一、奏摺派經濟學家的悲哀：淮橘為枳

　

80 年代中後期，中國國有企業再也無法掩飾虧損累累的破敗相，而一度被視為解困良方的「承包責任制」[iii]，又使企業無法建立自我約束機制，產生了許多難以克服的短期化行為，成為國有資產流失的一大渠道。一些苦苦尋求救世良策的「奏摺派」經濟學家們終於發現股份制可以做為拯救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的良方，於是先是論證股份制只是現代企業的一種組織形式，並不存在「姓社姓資」的社會屬性問題，以正朝野視聽；繼而進一步提出了將國營企業改造成股份制公司的種種具體構想。比較有趣的是，就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經濟學家們爭論方酣之際，中國的沿海地區已開始實施這一構想，深圳、上海等地先後推出多家公司的股票上市，後來席捲中國達數年之久的「股份制改造」運動至此算是拉開了序幕。

　

在這場長達數年的理論準備中，政府官員和經濟學家中很少有人去正視這一現實，即西方國家股份制公司成立和中國當代股份制改造的原初動機之間，存在著一個根本性的差別：西方國家僅僅是將股份制作為籌集社會資金的一種手段，而中國政府和理論界則將其視為改變國有企業經營機制的一大法寶。在他們眼裡，股份制發源地作為主要因素加以考慮的融資功能，反而被視為較次要的一個方面－－有意思的是，這一融資功能倒是被眾多的企業經營者敏銳地注意到，並加以充分利用。到了 90年代中期以後也被中國政府濫用做為從股市上「圈錢」的主要手段，當然這是後話－－按照這些經濟學家的構想，對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可以達到這樣的期望值：企業的產權歸股東所有，整個企業的經營發展與財務分配均在廣大股東監管之下；企業經理既要對上（董事會）負責，也要對下（職工）負責；企業的效益主要通過市場來評價，因為職工通過持有公司股票這一形式成為企業真正的主人，自然而然要加強對公司經營者的監管，這就可以迫使企業「建立自我發展和自我約束機制」，從根本上增強了企業活力，並根據市場需要調整投資方向。他們樂觀地預言：經過「股份制改造」的企業，國有企業的所有弊端必將消失。

　

最初的試驗小心翼翼地在幾個大膽的企業裡進行，社會的反應也比較冷淡，深圳市發展銀行的股票最初是採取在政府工作人員中攤派的方式才勉強發行完。直到 1990年深圳的股市狂潮中「炒」出了一批百萬富翁乃至千萬富翁後，許多人才痛感到失去了致富良機。在一片狂熱中，整個社會很少有人去探究發展銀行、金田、原野、萬科等第一批上市的股份公司究竟是如何獲得效益，注意的只是市場上股票那巨大的增值功能。各地一大批當權者受到啟發，競相爭搞「股份制改造」運動，認為這樣既可以回避二級市場的風險，最低限度亦可以撈一大把在當時的情況下只賺不賠的「原始股票」。至於被列為「改造對象」的國有企業是否能「改造」，以及被「改造」後如何運作，當然都不是這批吃「阿公」（公有制）飯的官員和「企業家」們所要考慮的。在這種利益動機的驅使下，從1991年下半年起，中國進入「股份制改造」的「春秋戰國時代」。在各地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下，所謂「內部股票」一時泛濫成災，各地的股份制企業都是以每年成百家的速度增長。如江蘇省在1992年至1993年上半年這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就擁有各類「股份制企業」200餘家，[1] 湖北在1992年初還只有股份制企業23家，到1993年初就達133家。[2] 新疆、山東、福建等數省因利用「股份制改造」名目違章向社會集資而受到處理。[3] 在這場發行股票的狂潮中，廣東、海南為各省之冠，據一份調查材料的不完全估計，廣東省僅1992年通過發行「內部股」籌集到的資金就多達100多億元。至於到底有多少企業已經「股份化」，連政府部門都難以確切掌握。[4] 四川曾一度出現了一個以樂山為中心、遍及綿陽、德陽、自貢等市的內部股票非法交易市場。珠海曾以炒「內部股」聞名遐邇，並將深圳及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的游資吸引過去。至1993年10月末，中國已有各類「股份制」企業3,800多家，以後還在增加。這種官方指稱為「非規範化」的「股份制改造」運動，為今後埋下了許多隱患：

　

－－大多數股份制企業只是「翻牌公司」，並未從低效運轉的狀態中解脫出來。據有關部門披露，在「股份制改造」高潮時期，中國的國有企業總的狀況是「三分天下」：三分之一明虧，三分之一暗虧，三分之一盈利。這些國營企業搞所謂 「股份制改造」，其真正目的並非是為了「重塑企業機制」，而在於通過發行股票籌集資金解決困難或藉此撈一把。不少企業在清產核資時串通會計師事務所，在資產總額、資本利潤率、資金利潤率、經營業績等項目上弄虛作假。[5] 據一份材料說，由於政府領導的出面干預，廣東一些股份制企業資產評估嚴重失真，佛山市就有一家企業評估資產總值超出實際所有的4倍多。[6] 這類企業在「改造」後往往就是換一塊牌子，人馬依舊，機制未變，唯一使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是在公司簡介中有了一張模仿國外現代股份制企業的「組織結構圖」。這些企業用國家的資金經營多年，其投資效益如此之差，又怎能保證它們在「股份制改造」之後，用股民的錢就能創造高效益？從後來的實踐看，不少企業經過「股份制改造」之後，經營狀況並未好轉，效益也沒有提高，但是為了強化對股東的吸引力，不惜血本「保息分紅」，每年倒貼14～16％的股息給個人股東和法人股，[7] 深圳中X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在市場上頗有名望的股份制公司，其公司連年虧損。當總公司領導班子作出決定，規定凡連續虧損三年以上的公司經理在審計工作結束後就地免職，其屬下的二級公司除兩家和別人合營的公司之外，全資子公司的經理全部提出辭職。私下裡有經理對其好友說：留下來也沒有太大的油水，自己已有實力去幹，沒必要受免職之辱。有一些公司在「改造」成「內部股份公司」幾年以後，因公司經營管理不善，股票遲遲不能上市，股東嘖有煩言。公司因股票購買者多是得罪不起的「關係戶」和本公司員工，便又將股票款悉數退回給股東。[8] 珠海市當年狂炒「內部股」，不少人被套牢，且多年得不到任何分紅，股民們多方上告，珠海市不得不在1995年12月發出通知，對發行內部股票和集資券的公司進行清理。[9] 像這類低效益企業在「內部股份制」公司裡絕非少數，凡有這類「內部股份公司」的地方，當地政府都要花費氣力解決其遺留問題。

　

－－「企業的主人」即股東們既未成為企業真正意義上的 「主人」，關心的也不是企業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場上轉手之後可獲得的差價。「企業的最高權力機構」股東大會除了在制定分紅方案時起點有限的作用之外，在選舉企業董事會成員方面，事實上並未享有應有的權力。不少公司的股東大會還未召開，董事會已宣告成立。而且董事會成員往往由公司原經營班子和幾個有關政府部門官員組成，董事長、總經理也由政府委派任命。不少地方的政府主管部門還沿襲以往對原來國有企業的管理模式，對股份制公司選舉的董事、董事長隨意指派、調離。[10] 這就造成了董事會和經營班子合二而一、經營者就是監督者的格局，所謂「監督作用」純屬子虛烏有。在「股份制改造」的發源地廣東省，不少企業反映，由於董事長和總經理常由一人兼任，更兼監事會成員基本上都是本企業的職工，根本管不了也管不到自己的頂頭上司，實際上並不能參與、了解決策過程，形同虛設。在許多股份制企業中，企業制度並沒有什麼創新。除了上市公司有一份說明公司資產狀況的「招股說明書」和一年一度的「財務報告」之類的材料之外，絕大多數「內部股份制」公司都沒有「資產負債表」和「財務報告」之類的東西提供給股東。這種情況在內地尤其突出。不少股東其實既不了解公司過去數年的經營業績，又不了解公司事實上的主營收入。「企業效益」最多成為股東們在股市上的「炒做題材」，因為沒有幾個股東（包括兼具股東和職工雙重身份的人）想長期持有股票，成為「主人」。

　

「股份制改造」的期望值和實踐後果相差如此之大，中國的改革史上於是又多了一筆淮橘為枳的記載。一些長期從事實際工作的政府高官，也認為這種大規模的、「不規範的」股份制改造，不僅會使中國的企業改革失去轉換經營機制的「最後一張王牌」，[11] 而且還「潛藏著巨大的危險」，最終會導致整個股份制改革、證券市場乃至市場經濟的發展走一段很大的彎路。[12]

　

不幸的是，中國股市的現狀證明了上述擔心並非多餘。

　

二、社會主義的免費午餐──股份制改造　

　

為什麼「股份制改造」的期望值與實踐後果相差如此之大，還會有如此之多的地方政府和企業熱衷於這種「改革」呢？說穿了其實很簡單，因為各地政府和企業的掌權者把「股份制改造」變成了一次對國有資產的大瓜分。

　

在股份制改造活動中之所以出現大規模的尋租活動，其根本原因在於：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體制過渡的過程中，在資源逐漸市場化的背景下，政府仍然保持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和管制，使權力能以市場化的形式全面參與分配。這些尋租活動由於沒有任何有效的制度進行約束，各種利益集團只要進行各種活動，就可以獲得巨大利益。這類尋租活動存在於價格雙軌制、股份制改造、房地產開發以及國有企業產權轉讓等一切經濟活動中，本章談到的股份制改造只是其中的典型例證。

　

本來，股份制是現代企業制度中一種成功的組織形式，中國選擇它作為產權改革的突破口也無可厚非。但關鍵在於游弋於權力經濟中的大大小小的掌權者們，成功地利用了這一次機會，在「改革」的旗幟下，戲劇性地將權力參與分配這一套「尋租」的老把戲玩出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和規模，使得「股份制改造」變成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一次大規模的免費午餐。

　

參悟出用「股份制」這種形式蠶食國有資產，並非始於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的「股份制改造」運動。早在80年代初大批中外合資公司建立之時，就已經有了一批「先知先覺者」有效地利用了這一形式，開始為自己進行資本原始積累。最典型的形式就是在中外合資合作辦企業的過程中，中方負責人對國有資產不評估，或者低估，從而使中方資產所佔比例下降，國有資產權益受損。這樣做的好處是中方負責人可以暗中吃「乾股」，由外商每年從名下利潤中抽出一部份悄悄送給中方負責人。這種做法在沿海一帶已是公開的「秘密」，後來也被內地效法。據統計，截至1992年為止，在全國8,550多家參與中外合資的企業當中，有 5,000多家企業未經評估就與外商合資，損失達460億元。[13]

　

從80年代開始至今，通過股份制對國企改制再到股市圈錢，成為中國部分經濟菁英「蠶蛹化蝶」的一種典型致富途徑，下面3個發生於不同時期的事例，可以勾勒出這一途徑的全貌。

　

1、初級階段的故事：「零資本」起家

　

第一個故事發生於深圳市金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這個故事雖不起眼，但在中國卻相當有普遍性。該公司成立於1986年12月，註冊資本為60萬元人民幣，其股本構成如下：國家股40％，由深圳市裝飾工程工業總公司（國營）持有，總經理兼法人代表為林某某。港資股為30％，由港商陳某某持有，陳是林某某的內侄。私人股佔30％，由林某某家族成員持有，實際投入8萬元，只佔註冊資金的13％多。

　

其中的國家股是如此折算：裝飾工程工業總公司以深圳市中心的南洋大廈房產150平方米入股，折算價為幾年前的預購價每平方米1,800元，而當時該處房產的最低市價已達每平方米5,000多元。與此同時，林某某又代表裝飾工程工業總公司將同一大廈的另外1,539平方米的房產以每平方米3,200元的價格賣給了金光公司。總註冊資本僅60萬元的金光公司僅在這一處房產中，不費吹灰之力就獲利117.8餘元。這家公司經營一年多以後，因效益較差，國家股未獲分紅，私人股卻分紅11.5萬餘元，除投資全部回收外，還賺3.5萬元。[14]

　

林某某的手法是當代中國比較有代表性的一種常見手法，但其涉及金額相對少，獲利手段也太過拙劣，與1991年中國的爆炸性新聞「原野風波」相比，這種流失實在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

　

深圳原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是經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確認的「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股份制上市公司」，該公司於1990年3月上市後，曾名噪一時，被捧為「股王」。 「以150萬元起步，兩年間淨資產增長了60倍」的神話，在社會上廣泛流傳。但實際上這只不過是官商結合互相利用，在政策空隙中展開「事前尋租」[iv] 活動的一個典型例子，最初是使數千萬國有資產成功地轉移到私人手中，繼而是通過股票上市成功地在股市上圈到上億元資產。這個公司從國有資產佔控制地位到最後只佔1.4％的不參與優先股的荒唐演變，不僅在中國，即便在世界範圍內都堪稱原始積累史上的神話。

　

原野公司成立於1987年7月，註冊資本為150萬元，五位發起人股東為：

　

新業服裝（國營），認繳股本45萬元，佔30％；深海貿易（國營），認繳股本45萬元，佔30％；香港開生（港商），認繳股本30萬元，佔20％；彭建東，認繳股本15萬元，佔10％；李某某，認繳股本15萬元，佔10％。

　

董事長由新業公司總經理沈女士出任。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家「公有制」佔絕對優勢地位的股份公司，符合當時中國政府的政策。但實際上，彭是深海聯合貿易公司的承包人，李是彭的親妹夫。五位發起人中，實際出資的只有兩家國營企業，彭名下的15萬元，由深海聯合貿易公司代墊；而香港開生公司名下的30萬元股本和李某某名下的15萬元股本，均由新業公司代墊。亦即在這150萬元創業股本中，由深海投入60萬元，新業投入90萬元，港商及彭、李二人的股本均為虛擬投入。到1988年1月，香港開生公司退出原野，將其未曾實際投入的股權轉讓給由彭任董事長的香港潤濤實業有限公司。據後來查實，這次轉讓只是一紙協議，潤濤並未匯入分文資金。1988年2月，深海聯合貿易公司也退出原野，其股權轉讓給新業公司。至此，原野公司的股權結構變為這樣：

　

新業公司，佔90萬元；

　

香港潤濤，佔30萬元；

　

彭建東，佔15萬元；

　

李某某，佔15萬元。

　

到1988 年5月18日，原野公司的股東簽署了一份很有意思的「增資」決議，將公司股本由原來的150萬元增加至420萬元。其中新業和個人所佔股權不變，香港潤濤則擬單方面增投270萬元，加上原有30萬元，共為300萬元。此後潤濤並沒有增投資金，卻以名義上的最大股東身分，從實際上已投入上百萬元（未包括 1987年9月借給原野的105萬元流動資金）的新業公司手裡，套取了原野的控股權。直到這一年的8月20日，潤濤的300萬股本才由高柏時裝（深圳）有限公司代墊（據查，「高柏」也是新業公司的屬下企業，一個多月後，這筆資金又退回2/3給「高柏」），以便參加第一次資產評估的溢價分配。10月4日，經深圳經濟特區會計師事務所評估，認定資產升值金額達2,754萬元。10月18日，原野董事會決定對升值部份作變現處理，並進行分配，新業公司僅分得利潤 40萬元，個人股東分得247萬元，而潤濤卻分得2,467萬元，除提出1,360萬元擴大帳面投資額之外，其餘1,107萬元記入應付潤濤公司帳內。這筆「應付款」，減去了300萬元入「實收資本」，餘下807萬元則通過各種渠道匯出境外。

　

1988年12月22日，經深府外復（1988）874號文批准，原野由股份制企業轉變為中外股份有限公司，註冊資本為2,000萬元，其股權結構為：

　

新業公司，90萬元（不參加優先股）；　　香港潤濤，1,660萬元；

　

李某某，90萬元；

　

李某，80萬元；

　

許某某，80萬元。

　

這裡設立5個股東，只是為了湊足政府規定的發起人必須有5名之數，彭建東任公司董事長。待政府批准後，1989年3月末，李某某、李某、許某某這3個個人股東的股份全部轉讓給了彭建東的香港潤濤公司。在此期間，彭為自己辦妥了澳大利亞國籍，這一策略使得後來的股權糾紛成了一件涉外股權糾紛。1989年4月，為配合股票上市，原野公司董事會決定進行第二次資產評估。4月25日，經深圳市公信審計師事務所評估認定，原野公司房地產升值金額達人民幣4,553萬元，4月28日，原野董事會又一次做出決定，將升值部份提出4,550萬元作為潤濤對原野的增加投入資本，其餘3萬元作為資產評估費用。至此，潤濤的帳面投資已膨脹為6,460萬元，佔原野總股本的98.6％，而投資最多的新業只佔1.4％的股份，而且只是對公司決策沒有發言權的不參加優先股！[15]

　

這個天方夜談式的資本所權演變過程，其背後種種黑幕活動，自然是中國時下流行的權錢交易。這個藉「股份制」之名，從零資本開始，通過和政府部門人員及國有企業掌權人、社會公證機構密切合作，巧取豪奪實現資本大轉移的無本萬利生意，從一個很重要的側面展示了中國當代資本原始積累的典型形態。「原野」公司的故事激勵了許多人步其後塵，有人戲稱「原野」是培訓中國現代企業家的基地。

　

經過1990年的股市狂潮以後，許多持「原始股」者成了百萬、千萬富翁的事實，激發了各地權勢者「股份制改造」的熱情，假「股份制改造」之名瓜分國有資產的原始積累活動被推向高潮。全國各地都有這類侵吞國有資產的活動發生，如山西就曾查處某公司經理張某和黨支書劉某某合謀，利用「股份制改造」之名，鯨吞分流 250萬元國有資產的大案。[16] 有的地方更直接了當，乾脆在成立「股份公司」之時，就給一些政府部門官員送上「乾股」，以便從政府手中批廉價地和廉價物資。[17] 原山東省石油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兼泰山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徐洪波就曾利用認購股票這一形式為自己及泰安市市委書記、市府秘書長、公安局長等權勢集團謀取暴利。[18] 這種猖獗的尋租活動，使政府方面有所察覺，終於在1993年的「反腐敗鬥爭」中，將這種利用假公證、假審計、假評估等手段，在國營企業「股份制改造」和股票上市發行中，利用職權牟取私利、無償占有股權的行為列為「查辦經濟犯罪」的重點。[19]

　

2、中國股市創造的神話：9億撬動136億

　

但到了90年代後期，隨著部分經濟菁英在股市圈錢的「經驗」與「智慧」與時俱進，開始出現所謂「在國退民進中狂歡」的局面。在中國經濟學界對這種「圈錢」熟視無睹並積極參與的情況下，香港一位叫做郎咸平的經濟學家卻發現了股市圈錢的秘辛，他以顧雛軍的格林柯爾公司為解剖對象，詳細調查了該公司的財務情況，終於揭示出了一位在「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大潮背景下，一個長袖善舞精於運作的民營企業家顧雛軍通過收購兼併、資產重組、包裝上市等一系列配套運作，用 9億人民幣「換」回來一些響當當的企業，資產總值共計136億。

　

在2001 年至2004年不到3年的時間裡，顧雛軍收購或控股了科龍、美菱、吉諾爾、齊洛瓦、西泠、亞星客車、襄樊軸承等公司。這些被格林柯爾收購的公司存在一些共同特點：首先，大部分目標公司是國有上市公司且收購交易定價較低。其次，收購對象多為經營困難但品牌較好的企業──收購上市公司可以節省到證監會審批的 「交易成本」，這是中國企業兼併中人所共知的「公開秘密」。

　

為了保證對這些被收購公司的控制權，顧雛軍通過兩步重要的安排，第一步是從今後的業務考慮所做的安排。被收購的企業除了是上市公司之外，其產業上端都有一家由顧雛軍100％控股的私人公司，這樣的安排既可以分散風險，穩定股價；但最重要的是各產業間的交易往來不必完全公開，保證公司有足夠的活動空間。第二步則是人事的安排。顧雛軍總是在股權轉讓完成之前進駐目標公司，入主董事會，或成為董事長，或委託自己的副手成為目標公司的總裁。

　

在收購過程中，顧雛軍很少用現金交易。他的辦法是在入主收購公司之後，通過上市公司與原來控股的大股東之間做關聯交易，這些關聯交易的數額動輒數以億計，交易內容多為對原控股公司欠上市公司的債務的安排，公司的商標、土地使用權等往往作為抵償債務或者交換上市公司應收帳款的條件。

　

格林柯爾收購的公司大多業績連年下滑，有的甚至被特別處理或瀕臨退市，基本上已失去在二級市場上的融資功能。那麼，如何使這些休克的「魚」起死回生呢？不二法門就是讓這些公司盈利。而顧雛軍「盈利」的途徑不是通過提高核心競爭力和企業的運營效率，而是走偏門，即做紙上文章，玩數字遊戲。簡單說，盈利＝收入－成本－費用－息稅。經顧雛軍收購的企業，就是在公式右邊的幾項上下功夫。由於紙面文章做得到家，這些公司往往在顧雛軍經營一年後，立即扭虧為盈，交出一份漂亮的財務報表。但這一切經過郎咸平調查後，發現幾乎全是做假。[20]

　

但顧雛軍個人卻因為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財富神話，顧本人因此成為《福布斯》雜誌2001年中國富豪榜上的第20名。而郎咸平則因對顧雛軍以及其他一些上市公司的質疑而成為中國經濟學界主流批評攻擊的目標。[21]顧雛軍任董事長的科龍電器曾是家電行業的領頭羊，科龍曾被評為2004「中國最具價值500品牌」，列家電業第二位，價值達346.66億元。因顧雛軍的「成功」，郎咸平更是備受奚落。

　

然而在紙面上提高公司效益這種把戲畢竟不能持久。2005年4月27日，一直被市場看好的科龍電器突然宣布2004年業績可能出現6,000萬元的虧損，顧雛軍製造的科龍「一年扭虧、連年盈利」的神話開始幻滅。4月28日，在深圳和香港兩地分別上市的家電企業科龍電器雙雙被宣布停牌。到停牌日為止，科龍的資產與2005年初相比，縮水了將近一半。[22]

　

上述三個故事就是中國股市從誕生之前到如今的縮影。

　

三 、「淮橘為枳」留下的思考

　

（這裡刪去一段文字）

　

在利用股份制重組國有企業改制熱潮中，政府和理論界注意的主要是「管理功能」，但不少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卻只注意到股份制的集資功能，並且主要是因為這一點而踴躍參加「股份制改造」的。相當多的企業經營者在進行所謂「股份制改造」時，千方百計地爭取超規模發行股票，目的就是想方設法多籌集一些資金。但由於政府的著眼點與企業的出發點有相當距離，企業「改制」以後，大都採取一種「瞞上不瞞下」的做法，對政府只要匯報自己如何通過努力改變了企業的管理機制，使政府主管部門有業績向上申報就行，股金的運用則基本上處於不受監控的狀態。因之在資金的使用上就出現了許多問題：有的將籌集的資金拿去放高利貸，有的拿去投放至「泡沫經濟」領域，炒房地產、股票、期貨。還有的企業在投資時，不遵照法定程序和募股書中對股東的承諾，隨意支配資金，改變用途。由於投資隨意性很大，不少企業的資金最後都被套在房地產、股票等投資項目上，經營困難。連股東的基本利益都沒法保證，更無從去談企業履行對社會的責任。

　

從實踐後果來看，「股份制改革」這張所謂企業改制的「王牌」失靈，除了上面所談到的原因之外，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中國大陸目前缺乏和「股份制」這種企業體制相適應的社會環境，尤其是沒有股份制經濟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法治環境。

　

按照國際慣例，股份制企業通過終極所有權與法人所有權分離而形成的獨立法人資產，以及股份公司的法人地位等權利，都必須由法律賦予並加以保證。其它諸如股權的分散化、終極所有權、法人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股票的上市發行與自由轉讓等等，均牽涉到非常複雜的外部關係和內部關係。要處理好這些關係，需要相當完備的經濟立法，諸如證券交易法、公平競爭法、證券投資保護法等。如沒有一個完善的法治環境和配套法規，必然導致混亂。中國大陸的股票一級市場屬於「草鞋沒樣，邊打邊像」，實踐在先，法規在後，總是在發現一些問題後才匆匆忙忙地出台相應的法規，這就給「內部人」展開尋租活動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機。股票二級市場也同樣極不成熟，股份制企業進入和退出都沒有完備的規則，加之政府對證券市場的違法行為監督不力，導致利用內幕消息與憑藉資金實力操縱股市行情這樣的事情時有發生，使股市成為過度投機活動滋生的肥沃土壤。遠的不說，僅以1996年中國股市為例，這一輪股市狂潮根本不是某些中國大陸傳媒所說的那樣，是「新一輪經濟增長的提前反映」，而有著其深刻的社會背景：一方面，銀行由於居民存款高速增長而背負著相當大的利息支出壓力；另一方面大部份國有企業面臨著資金短缺的困境，急需通過直接融資籌措大量資金。上述兩方面情況決定了國有企業必須通過上市解決資金問題，但長久的低迷熊市已使大部份投資者裹足不前，要吸引更多的投資者入市必須要發動新一輪行情。這種社會背景使得中國股市在1996年帶有相當大的投機色彩，大量的投機資金在短期內頻繁進出股市，最高的一天竟達 250億的成交量。與此相隨的是大量「消息靈通」人士利用內幕消息和資金實力操縱股市行情，就在1996年12月初，中國證監會對華銀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等 28家機構在股票發行過程中違規拆借資金一事進行查處。據證券業人士透露，這種違規拆資在證券行業相當普遍。[23]

　

被吹捧為「機會的天堂」的中國股市上面充斥著各種通過腐敗賄賂行以上市的公司，中國股市日益墮落為一個大賭場。2001年1月，吳敬璉在中央電視台發表了著名的「賭場論」，另外五位經濟學家如厲以寧等人公開回應吳敬璉的觀點，由此揭開了中國股市大討論的序幕。2001年8月，許小年發表了《調整中的中國股市》一文，該文認為中國股市身患沉痾，很難通過調整治療，必須重起爐竈。這一觀點後來被市場解讀為著名的「推倒重來論」。[24] 到2005年，中國股市已經陷入非常低迷的狀態，《華爾街日報》2005年4月21日在頭版刊登了一篇題為《中國崛起，股市沉沒，中產抗議》的文章，指出中國股市不斷下跌正引發社會不安，隨著中國股市創出6年來的新低，中國6,000萬散戶投資者卻發出刺耳的不和諧聲。而到了2005年7月上旬中國股市再次逼近千點指數，國內對股市前景預測已經是一片悲嘆之聲。[25]

　

四、中國政府在股市中所扮演的角色　

　

如果說中國政府在1998年前還裝模作樣反對股市投機，那麼到了1998年以後，政府悟出了用股市圈錢是化解金融危機的一條途徑，乾脆公開為股市泡沫造勢。最典型的事例是1999年5月19日讓中共中央的「喉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公開鼓勵中國公眾入市炒股，為政府圈錢造勢。於是中國股市近幾年常常出現這麼一種惡性循環：在股市萎縮時，鼓勵銀行貸款給機構入市炒股，等股市拉高時，又開始「查處」銀行違規放貸。如2001年2月底，在政府鼓勵下，不少機構大戶貸款入市，股市暴漲。到了7月份，政府主管機構中國人民銀行又開始查處數家商業銀行「違規貸款」一事，造成大量資金退出股市，在一個月內，中國股市總市值縮水7,000億元，下跌幅度為14％。[26] 近幾年中國股市經過一輪又一輪的暴漲暴跌，過度的投機色彩使得證券市場聚集社會閒散資金的能力嚴重受損，長此以往，資金市場將失去一條腿。

　

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中國的《證券法》出台，中國政府領導人不斷在各種公開場合表示要對證券市場進行「規範」的時候，證券市場卻出現了許多嚴重違法的事件。從1998年下半年開始，由於國有企業拖欠銀行貸款日益增多，中國金融危機隱患已經非常嚴重。中國各級政府為擺脫財政危機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不少根本不符合上市資格的國有企業都被各地政府推到市場「圈錢」，此後證券市場與基金黑幕各種醜聞不斷。

　

1999 年，首先是海南「瓊民源」造虛假報表，使股價在兩年之內上升了1,000％以上。[27] 此事被揭穿以後，造假之風不僅沒有遏止，反而越演越烈。比較有名的是被譽為「海南支柱性產業化縴行業的龍頭企業和新的經濟增長點」興業聚酯公司(交易代碼為600259)。該公司於2000年5月25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不到一年時間，該公司第一大股東所擁有的股權就被全部質押或凍結，由此帶出一連串問題：項目從未真正驗收，公司從未盈利，銀行貸款動機可疑，內部職工股去向不明等等。而這一切問題又與上海證券交易所有關股票上市的規則相悖。事後根據調查，這一公司的上市所需的項目竣工報告是由政府部門「海南省工業廳瓊工紡字(1998)245號文件」替代的。[28] 海南省政府部門在這裡扮演了一個非常可疑的角色。

　

2001 年8月被揭穿的「銀廣夏事件」更是一個天衣無縫、持之以恆，以股市上數億資金投入作為支撐的巨大謊言。「銀廣夏」公司的全稱是廣夏(銀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代碼0557），這只股票從1999年12月30日的13.97元啟動後一路狂升，到2000年末時其價位與一年前相比上漲了440%，漲幅位居當年中國深滬兩地股市第二位。從1998年10月起，「銀廣夏」的公告宣布自己自己已經從德國客戶手中拿到5,000萬馬克的供貨協議；到2001年 4月，「銀廣夏」經審計的數字表明其在2000年的對德出口額為1.8億馬克，「銀廣夏」的利潤主要由此而來。僅在2000年，此項利潤據推算已經達到 4.7億元左右；與此同時，該公司公告他們已經與德方客戶簽訂連續三年、總額達60億元的訂貨合同。為了證明這種超常規的暴利為事實，「銀廣夏」不僅有財務報表還向社會展示該公司的「真實投入」：為生產那種能夠出口的「萃取產品」（一種化工產品），公司已經出資2 .8億元於2001年6月在安徽蕪湖建成新的生產線，試車典禮時各路記者雲集。該公司還宣布：更大規模的生產線尚在申報中，據稱將投資5億元。然而到 2001年8月驚曝內幕時，公眾才發現，這個公司所有的業務與利潤全是虛假的！銀廣夏兩年來的全部對德出口只不過1,070萬馬克( 約合當時匯價480多萬美元)[29] 中國證監會主席周小川不得不承認：中國的上市公司存在諸多問題，如上市公司缺少公開透明、提供準確信息的傳統，有部份公司形式上是國有控股，實際上變成了家族控股的公司。[30] 而一位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監察部工作的證券分析人員趙綱根據交易所資料完成的兩份報告《基金行為分析》與《基金風格及其評價》，將中國不少著名基金管理公司的違規操作曝光，由此將中國引入了一場大揭基金黑幕的漩渦。[31]

　

股市上的另一個大騙局就是由各地政府默許甚至參與的「資產重組」活動。據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研究，從90年代中後期開始被部分經濟學家與傳媒吹得神乎其神的 「資產重組」活動，根本就未改善中國股市上市公司的業績。大多數進行資產重組的公司即使當年業績有顯著提高（這種「提高」主要得益於當年從股市上圈到大量的錢，並非效益的提高），但隨後便出現增長速度下降乃至負增長。事實證明，這種以政府行政行為主導的「資產重組」已經為各種各樣的投機目的所用，難以真正發揮資源重新配置作用。最典型的行為首先表現為政府主導「績差股」重組運動。從表面上看，控股權有償轉讓反映的是一種市場行為，但控股權無償劃撥中強烈的政府色彩不可避免地與一些私人利益集團相聯繫，一方面導致這些利益集團直接利用廉價控股權掠奪上市公司的財產，另一方面在重組事件公告之前，以公司的控股權有償轉讓為題材，利用資金優勢大幅度炒作股價以獲取高額的超額收益。其中最典型的是恆通公司入主稜光實業公司6年以來，稜光公司的經營狀況根本就未獲得改善，但恆通卻通過溢價轉讓資產、股權質押、經濟擔保等多種手段，前後從稜光實業弄走了8個多億的資產與信用。其次是玩帳面遊戲，純粹為獲得資金而進行資產重組。1998年，上市公司中有368家進行了資產重組，其中有123家利潤出現負增長，29家虧損，根本原因在於這些公司重資產重組而輕視產業整合，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沒有提高。ST公司的重組也同樣如此。2000年中期，中國深圳與上海兩市共有50家ST公司，其中21家處於嚴重虧損狀態，ST鄭百文等公司更是陷入資不抵債的困境。第三種行為則是公司頻頻變臉，不斷進行資產重組。據不完全統計，從1997年到2000年，中國共有大大小小的資產重組事件2,000多起，成為部分虧損上市公司起死回生的殺手鐧。另一項統計數據顯示，從1997年到2000年11月30日，中國股市共發生770起比較重大的資產重組，涉及到400家上市公司，平均一家上市公司發生將近兩次大型資產重組，其中有25家公司連續3年實施資產重組。[32]

　

這些證券市場上的腐敗行為背後幾乎都有政府官員參與，證監會本為監管股市而設，但近年來，證監會卻頻頻傳出腐敗醜聞。據公開載於媒體的消息，中國證監會成立12年以來，就有7位官員因腐敗行為曝光而受懲戒。[33]

　

上述情況具體揭示了中國前幾年進行的「股份制改造」與「資產重組」運動的本質：在各個利益集團的努力下，以改變企業經營機制為目的的「股份制改造」與所謂 「資產重組」，最後演變成了一場以「內部人」為主體、以國有資產與廣大中小股民為掠奪對象、以權力為參與手段，對社會資源的進行再分配的大規模尋租活動。這一點只要考慮到中國股市的基本特點「兩個90％」就可以了然於心。一個「90％」是指上市公司有90％是國有企業；另一個「90％」是中國目前經營證券業務的證券公司有90％是國有的或是公有的。[34] 這一特點就決定了政府完全可以隨心所欲地利用股市圈錢，將其作為擺脫國有企業從而也是國有銀行危機的主要手段。股份制改造的出現，標誌著中國權力階層瓜分國有資產的活動在承包責任制以後，出現了一個新的高潮，同時也標誌著大規模權貴私有化過程的開始。從這個意義上說，「股份制改造」確實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提供的一頓「免費午餐」－－只是享受者限於權勢者群體而已。

　

歷史上，「種瓜得豆」的經驗屢見不鮮。正如中國半個世紀以前發生的毛澤東領導的以消滅有產階級為手段、以社會共同富裕為目標的革命，最終並未帶來期望中的富裕與社會安定一樣，這場以改變國有企業經營機制為目標的「股份制改造運動」也與初衷相違。放縱權力進入市場參與分配，客觀上只為大批權力圈中人物在短時期內積累巨額財富創造了良好的機會，並加速了國有資產的流失。從社會整體的實踐後果來看，股份制改造以這種方式進行，對整個社會是一種代價高昂的付出，因為大量資源浪費在企業為謀求「改造」以及「改造」後上市的尋租活動中。

　

到了2005年，任何人都能夠看清楚中國股市黯淡的命運，2000年末，中國股市的總市值已佔GDP的50％，上市公司1,000多家，個人投資者 5,500多萬戶，[35]證券市場總市值高達5.4萬億，這些數字表明股市在中國經濟中已經占有舉足輕重的位置。由於中國政府任由股市的腐敗與投機行為泛濫下去，使中國股市成為一個政府「坐莊」的超級大賭場，最後不僅賭掉了國家信譽，還使中國股市瀕臨死亡。股票雖由2000年的1,000餘家上升到 2004年的1,350只，但至2005年初市值總額僅為4萬億，除去此期間新股市值，總市值蒸發2.4萬億，流通市值減少近萬億。[36]而股票總市值僅佔2004年國內生產總值的24%。[37]

　

中國企業一向視上市為斂錢之捷徑。國內股市既然萎靡不振，中國企業就將圈錢的目標轉移至海外。至2005年第一季度為止，中國企業在香港、紐約證券交易所、納斯達克、新加坡上市的公司共有370餘家，總市值已達到2.15萬億元人民幣（約合2,600億美元左右）。這些海外上市公司當中，在紐約證交所上市的中國企業為17家，籌資規模較大的石油石化、電信類的國有大企業都是同時在紐約、香港兩地上市。[38]

　

但習慣了在中國弄虛作假、只管圈錢而不對投資者回報負責的中國企業，在美國卻遇到了在中國股市不曾遇到的麻煩。根據英國律師事務所Herbert Smith提供的數據，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香港和中國內地公司中有11.5%曾受集體訴訟的困擾，而在納斯達克股票市場，這一比例更是高達 17.2%。[39]中國人壽股份2003年12月17日成功登陸紐約，半年之後，由於中國國家審計署公布了對中國人壽集團的審計結果，中國人壽股份由此招致美國投資者集體訴訟，包括公司董事長王憲章、獨立董事龍永圖在內的五位董事都在被訴之列。[40] 也因為中國企業聲譽不佳，中國政府想推出四大國有銀行海外上市的夢想，實行起來困難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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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原始積累：馬克思使用的一個概念。其含義有二，一是指資本積累的初始性，二是指其掠奪性。中國自1978年後開始的資本積累，正好兼具有這兩大特點。本書作者使用這個概念，並不意味作者本人信仰馬克思主義。

　

[ii] 價格雙軌制：中國自1978年開始經濟改革後推出的一項改革措施，到90年代中期價格改革後逐步廢止。當時中國經濟是計劃經濟體制，許多商品都嚴重短缺，絕大多數商品供不應求，不少商品如鋼材、木材、煤炭以及許多其他物品都由政府發放指標，按計劃供應。買者需要從政府部門拿到計劃指標才能購買到所需商品。 1978年以後，中國政府對緊俏商品實行兩種價格，一部分由政府發放指標，按計劃內價格供應，這種價格是固定的，比較便宜；另一部分則放開價格，由市場調節，這部分稱之為「計劃外商品」的價格相對要高，在商品短缺時期，有些計劃外商品的價格竟比計劃內商品的價格要高出一倍。這種所謂「價格雙軌制」為負責審批這些商品指標的官員提供了大量尋租機會，他們將這些緊俏商品的指標批給他們的親戚、熟人、朋友以及其他「關係戶」，這些人拿到指標後立刻按照市場價格轉手賣給需要這些商品的客戶，從中賺取商品的差價，並與官員本人分肥。許多中國的高級官員的子弟利用特權在80年代倒賣批文，成了富翁，中國人稱他們為「官倒」。1989年「六四」學生運動反腐敗，提出的主要口號就是「打倒官倒」，當時人們視為最大的「官倒」是鄧樸方（鄧小平長子）。

　

[iii] 承包責任制：中國經濟改革中國有企業改革的一種方式，主要內容是讓企業經理（廠長）承包經營企業，按規定上交利潤，以此做為激勵方式，改變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的弊病。但這種方式容易導致承包者對企業固定資產的掠奪性使用，往往承包期還未滿，工廠損耗非常嚴重，故實行幾年後，即告失敗。

　

[iv]所謂「事前尋租」是指利益集團付出努力和資源（包括權力和金錢）賄賂政府部門，促使政府制訂某種政策，形成某種對自己有利的資源分配格局。

　

[1]《深圳法制報》，1993年10月12日第3版。

　

[2]湖北省潛江市體改委鄭家榮：「股份制目前不宜全面推開」。

　

[3]新華社1993年4月8日電：中國國務院辦公廳《處理違章集資問題的通報》。

　

[4]《經濟潮》創刊號（湖南出版社），子誠：「內部股『陷阱』與『原始股』神話」。

　

[5] 這方面已曝光的有深圳市原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鴻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原野」上市之後被停牌，原因之一是串通會計師事務所，在驗資時弄虛作假。 「鴻華」原已被批准在1991年上市，也因同樣的問題被審查，後一直未獲准上市。筆者曾參與過一家大型企業深圳市家用工業公司的「股份制改造」，該企業連續三年的利潤率均在7％以下，不符合政府規定的資本年利潤率12％的要求。為提高資本利潤率，通過審批這一關，竟在政府官員的指示下，串通某會計師事務所，在半年時間內連續三次修改資產規模，最高時為1億7千萬，最低時僅7,900萬。同一筆資產，三次送政府審批時竟相差近1億之巨。最妙的是政府部門從未對此中差異質疑。

　

[6]《信息參考》（新華社深圳信息社編），1994年7月7日。

　

[7]湖北省潛江市體改委鄭家榮：「股份制目前不宜全面推開」。

　

[8]作者調查手記。

　

[9]《粵港信息日報》1995年12月4日，「內部股票惹亂子，珠海組織大清理」。

　

[10]《信息參考》（新華社深圳信息社編），1994年7月7日。

　

[11]「中國市場經濟論壇」第二次討論會上中國國家經貿委副主任陳清泰的發言。該討論會由渤海藝術創作村、《工人日報》、開達經濟學家諮詢中心共同主辦。陳清泰任此職前，曾在湖北十堰中國第二汽車製造廠擔任領導職務多年，對中國企業情況有較深了解。

　

[12]同注4。 此處引用的是中國政府「證券法」起草小組副組長高程德的說話。

　

[13]郭東風、劉兆彬文：《國有資產流失驚人 產權改革刻不容緩》。

　

[14]深圳市監察局審計室報告：《林某某的主要問題》；深監審字 （1990）131 號，《關於林某某同志所犯錯誤的處份決定》。

　

[15]本節資料來源：

　

深圳市審計局：《審核結果通知書》，深審審核字（1991）4號，1991年4 月18日。

　

深圳原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對〈審核結果通知書〉深審審核字（1991）4號的申辯函》，1991年5月8日。

　

深圳市原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關於公司股東投資等方面情況的8個專題材料》，1991年6月13日。

　

原野問題，從頭開始就讓人有撲朔迷離之感，後面黑幕重重，未見諸文字的各類傳說太多，而那些傳說也並非空穴來風。在彭建東與後來的深圳市市長厲有為發生巨大矛盾時，鄧小平侄女丁嵐在厲有為的支持下將此公司據為已有，並更名為世紀星源。

　

[16]新華社北京1995年6月1日電，見《羊城晚報》1995年6月2日。

　

[17]《法制日報》1996年1月24日。

　

[18]新華社北京1996年7月12日電。

　

[19]《深圳特區報》1993年7月9日。

　

[20]「郎咸平七問顧雛軍，曝光格林柯爾併購神話」，來源於《21世紀經濟報道》2004年8月16日，見http://business.sohu.com/20040816。

　

[21]「8月28日國內經濟學家集體回應郎咸平實錄」，見烏有之鄉，網址：http://www.wyzxwyzx.com。

　

[22]「科龍：能跨過又一道坎嗎？」，《世界商業評論》ICXO.COM ( 日期：2005-07-01 17:53)

　

[23]「中國證監會查處一批違規機構」，1996年事見《深圳特區報》（1996年12月6日）。

　

[24]「中國股市『股權分置』問題大事記」，www.XINHUANET.com，2005年04月30日 13:39:48，來源：《資本市場》雜誌。

　

[25]「暴跌創四個之最，中國股市再次站在千點懸崖前」，中國新聞網，2005年7月11日上午9點32分，http: //news.allnet.cn/finance/stock/17739.html；「中國股市2005年面臨三大危機」， www.XINHUANET.com，2005年03月22日 08:38:35　　來源：《北京現代商報》。

　

[26]《世界日報》2001年8月5日A8版。

　

[27]《財經》（北京）1999年4月號。

　

[28]「興業聚酯疑竇」，《財經》（北京）2001年4月號。

　

[29]「銀廣夏陷阱」，《財經》（北京）2001年8月號。

　

[30]「周小川痛批上市公司」，《世界日報》2001年9月11日D5版。

　

[31]《財經》（北京）2000年10月號。

　

[32]黃湘源：「上市公司濫用資產重組」，《廣州日報·財經新聞》（2001年2月12日）。

　

[33]「金融腐敗求解：證監會成立12年落馬七官員盤點」，www.XINHUANET.com，2005年01月11日 07:39:29，來源：《財經》雜誌。

　

[34]《南方都市報》2001年3月7日B3版。

　

[35]《中國經濟時報》2000年12月15日：「中國股市風雨十年路」。

　

[36]「中國股市的二難選擇」，原載《經濟觀察報》（2005年04月30日 ），http://finance.sina.com.cn。

　

[37]「祭奠『5.19』，回顧六年中國股市的慘痛」，http://topic.news.hexun.com/stock/。

　

[38]「股市的格雷欣法則」，《數字財富》 2005年第1期，

　

www.digitalfortune.com.cn/cn/issues/ 。

　

[39]「海外證交所涌進中國搶客」，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2月01日 13:29，原載金羊網-民營經濟報。

　

[40]「三銀行海外上市選址之道，香港之外是否還有綠洲」，中國投資網，http://www.invest-in-china.cn/gzh/hwdetail.asp?id=3548。

　

（15,110字）

　

第二章　 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圈地運動」

　

80年代的價格雙軌制、承包責任制，以及「股份制改造」運動，使許多人成功地參與了社會財富再分配。在稍後一點的「圈地運動」中，中國的權力階層與一些利益集團相結合，將尋租活動延伸到國有土地資源的配置中去，由此將瓜分國有土地資源及其收益推向了高潮。

　

一、「圈地運動」在中國的展開

　

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通過土地改革，建立了和計劃經濟體制相配套的土地使用模式：土地資源集中控制在政府手中，任何用地都得經過行政劃撥。直到 1986年《土地管理法》出台，才突破了實行20多年之久的行政劃撥方式，規定了行政劃撥和有償出讓兩種形式併行，提出了建立土地市場的初步構想。 1986年《土地管理法》還確立了「分級限額審批制」，如規定國家建設徵用耕地1,000畝以上，其它土地2,000畝以上的，由國務院批准；徵用耕地3 畝以下，其它土地10畝以下的，由縣政府批准。但是，這些法規條文流於形式。在此後展開的「圈地運動」中，非市場手段始終是分配土地資源的主要手段。

　

從1987年開始，到1992年達到高潮的 「開發區熱」，其實質就是當代中國的各級權勢者對土地資源及其收益的一次大瓜分。被圈佔的既有城市土地，也有大量耕地。「圈地」的手段十分複雜，而其進程在各地亦有快有慢。大體上說，「圈地運動」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採用非市場化手段－－劃撥；第二階段是非市場化手段和市場手段，即行政劃撥和土地有償轉讓相結合，但以前者為主。但這當中的區別在於：大致以2000年左右為界，中國的「圈地」在城市演變為以拆遷為名掠奪城市居民的住房，在農村則墮落為以極低的補償圈佔農民的耕地。因為這是掠奪民眾的生存資源，引發的反抗特別慘烈。

　

深圳特區在全國各省市中，最早認識到土地的價值，於1987年率先在全國採取公開拍賣的方式，試行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使用期限為50年。在深圳試驗的基礎上，1989年3月中國七屆人大會議修改了憲法，在「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占、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這一條款後面，又補充了一句：「土地使用權可以依法轉讓」。1990年5月以國務院55號令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國有土地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進一步對土地使用權的多項經濟權利作出明確界定，規定在獲取土地使用權的同時，也可以獲取有限度的占有權、利益權和處理權，使用者可以用出售、交換、贈與等形式轉讓使用權。從內容來看，這一法規是對土地使用權所做的改革，它的出台，為以後各地的土地有償轉讓提供了法律依據。

　

世界範圍內不乏利用土地資源有償轉讓獲得大量資金，從而使本國經濟起飛的成功例子。深圳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的嘗試，以及中央政府用法律形式對這一制度改革的肯定，應該是對經濟發展方略的正確選擇。但由於這一制度留下的操作縫隙太多，這一圍繞土地使用權所做的改革，又被腐敗的官員隊伍加以充份利用，從而使得這一改革再一次成為規模盛大的「免費午餐」。

　

「圈地運動」首先於廣東興起，港資以深圳為基點，不斷涌向珠海、汕頭、廣州以及整個珠江三角洲，各市、縣紛紛建立「開發區」，仿效深圳搞土地有償轉讓，以此吸引外資。1992年香港資本市場總量的十分之一均投向大陸房地產業。[1] 一時間，「開發區熱」遍及全國，巨額台資投向廈門、福州；大連、天津、青島則開始吸納日本和南韓的資金；上海浦東提供更多的優惠，允許外商成片開發土地。當年，各地政府都將「引進外資」列為主要政績。但仔細考察就會發現，從1991開始，直至1993年初蔓延全國的所謂「外商投資熱」，其真相就是外商對商品住宅樓宇、別墅、寫字樓和通用廠房的投資迅速擴張。據估計，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開放房地產市場所吸納的外資，佔了「引進外資」總額的90％左右。[2]

　

據中國國家建設部公布的資料，截至1993年3月宣布清理時，中國大陸縣級以上的開發區已達6,000多個，佔地1.5萬平方公里，比中國當時城市用地面積總量1.34萬平方公里還多出0.16萬平方公里。而且這還不包括那些未統計在內的村級、鄉鎮級開發區，「圈地熱」於此可見一斑。

　

最值得深思的是當時社會各方面一點也沒注意到這種「圈地熱」後面潛藏的巨大危機，就在國務院宣布清理房地產開發區後的一個月，即1994年4月21日，新華社北京分社的一則通傳還將房地產業稱之為「市場經濟新寵兒」，並羅列了一大串數據說明房地產業發展之迅速。那些數據倒是可以用來說明當時房地產的虛熱到了何種程度：1992年全國的房地產共完成開發投資732億元，比1991年猛增117％；共有房地產開發公司12,400餘家，各類房地產經營、管理、修繕公司4,700餘家，房地產交易中介機構4,000多家，從業人員250萬人。1992年商品房峻工18,969萬平方米，比上年增長57.75％；房地產開發公司經營額達到529億元，增長87％；房地產開發利用外資7.05億美元，增長226％；沿海地區房地產業的發展明顯快於內地，海南、廣東、福建、浙江、上海、江蘇、山東7省市1992年完成的房地產開發投資額就佔全國的60％以上。

　

在這種「大躍進」式的「發展速度」面前，中國似乎又一次熱昏了頭。

　

二、權力滲透「圈地運動」

　

「圈地運動」帶來的社會經濟後果令中國政府為之扼腕。面對土地供給總量嚴重失控、土地供給方式失調的局面，非既得利益者的各界人士對「圈地熱」嘖有煩言。

　

所謂「供給總量失控」，還不僅僅是指上述土地供給的絕對總量，更主要是指各地在缺乏與項目、資金銜接能力的情況下盲目劃地，造成開發區的面積與開發能力很不相稱的局面。許多地方在項目都沒有的情況下，就盲目批出大量土地，而這些土地根本就沒有能力開發，晾在那裡曬太陽。以湖南省為例，到1993年下半年，已建立各類開發區300多個，總面積達2,485平方公里。但絕大多數土地開發資金都無著落，無力進行「七通一平」（即通水、通電、通煤氣、通電話、通車……，平整土地）等基礎性建設，所以只見開發區掛牌、圈地，卻不見有誰正式「開發」。直到1995年11月，湖南長沙一地因以上原因導致「曬太陽」的土地還有數百萬平方米，有的已「曬太陽」長達七、八年之久。[3]

　

據國家農業部的官員介紹，這些開發區的土地，80％以上是耕地。1992年中國淨減少耕地超過1,000萬畝，形成1949年以後中國耕地減少量的第三個高峰。1986年～1995年10年間，非農建設佔地總共3,000萬畝。這些被徵集的土地大部份並沒有投入開發。到1992年以後，情況更為嚴重，一方面是非農建設用地指標不斷被突破，大量土地徵而不用，閒置在那裡曬太陽；另一方面卻是大批的農民無地可耕。僅以廣東省為例，截至1996年全省查荒滅荒大檢查為止，過去10年間該省城鎮擴大規模，佔用土地達133.5萬畝，其中耕地佔了一半。[4]

　

對社會影響更為嚴重的是土地供給方式的失調。所謂「失調」是指土地供給方式採用行政劃撥，從而使權力進一步市場化，為不少人進行「權錢交易」提供了絕好的機會。如「炒地」炒得白熱化的海南，在土地供給的」一級市場」上，權錢交易幾乎是公開的。不少手握實權的人和房地產公司串通一氣，以極其低廉的象徵性價格大批圈佔土地，然後轉手獲取暴利。當時海南人普遍有這樣一種心理：只要圈到地，就肯定有錢賺。在「圈地熱」高峰時期，僅在海口一地，就麇集了600 多家房地產開發公司，300多家建築企業和200多家規劃設計單位。這些企業只要自有資金能夠抵付銀行貸款，就大量圈佔土地。有門路的國內外商人常越過基層辦事單位，直接找省、市、縣一級領導批地，市、縣一級的土地規劃部門形同虛設。許多人圈佔土地轉手倒賣發了財後就一走了之，「圈地熱」並未引發「建設熱」。海南從1993年以後逐年衰落，至今除了色情行業畸形「發展」之外，百業蕭條。

　

廣西北海市的「圈地運動」並不比海南遜色。該地雖在中國沿海的14個開放城市[ii]之列，但多年來卻無法啟動「開放」之門。該市政府效法廣東、海南，抓住房地產，掀起了「開發熱」，在1992年一年之內就建立近20個開發區，批出土地80多平方公里，批准成立房地產公司500多家。到1993年6月為止，該市的房地產企業已有1,100多家。能在」一級市場」上拿到土地的，自然都是和權力圈沾邊的人。北海市市長帥立國曾對別人感嘆自己的「苦衷」：「北海市的房地產虛熱誰也不能否認，這種虛熱的根由就是土地失控。但我有什麼辦法？上級領導的批條我能不簽字嗎？知道這種情況是錯誤的，但我也沒有辦法控制。這是中國特色，不是我這個市長能頂得住的。地就是這樣幾平方公里幾平方公里地批出去了。」[5]

　

天子腳下的北京城則又是另一番景象。1992年一年之內，該市經行政劃撥的土地達24,000餘畝，其中一次性劃撥佔地10畝以上的便達總數的80％。僅1993年1月，一次性行政劃撥10畝以上的土地就有8批。1992年土地劃撥量是1991年的三倍多，而商品房投資總額卻只比1991年增長 42.2％，可見為數不少的人意在「圈地」，而不在建房。正因為北京的「通天大腕」多，行政劃撥土地容易，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1992年2月4日，北京市舉行首次土地招標，在為期4天的招標期內，竟無一位投標者光顧。道理很簡單：能花少許錢打通關節（即買通官員）弄到行政劃撥地，又有誰會去要那代價高昂的「招標」競買地？

　

即便在較早實行土地有償使用的地區如廣東，截至1992年底，招標出讓的土地也不超過土地供給總量的5％。深圳特區在實行土地有償出讓的第6個年頭－－ 1992年，其招標出讓的土地也僅僅只佔土地供給總量的25.2％，大部份土地還是採取行政劃撥方式。在建設部宣布清查後，深圳市人大，政協聯合組團對寶安、龍崗兩地進行清查，初步統計出該兩區在「圈地熱」中佔用的農業用地（包括魚塘、果園、菜地、稻田）共計7萬多畝，其中有近5萬畝屬於違法用地，約有 3,000多個項目。而與「圈地熱」相伴而行的是深圳市的蔬菜零售價格比1992年同期上漲一倍多，各種魚類的價格也翻了一番。[6]

　

這種行政劃撥方式，一方面妨礙了房地產市場建立公平競爭機制，另一方面導致種種腐敗現象叢生，不平等的權力分配在「土地一級市場」上表現得淋漓盡致。在 「圈地熱」已過去好幾年的1996年，一份詳細的資料記載著這樣一些數字：1992年至1994年間，廣東共發生各類違法批地、用地案件13,849宗，涉及面積15.2萬畝，其中屬政府違法的佔80％左右。在1996年廣東省的「查荒滅荒」大檢查中，查明因非農建設徵而未用的23.8萬畝閒置土地中， 70％是政府所為。[7]

　

三、權勢者的盛宴：瓜分國有土地，掠奪民眾財產

　

儘管《土地管理法》和《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等法規明確了國家對一級土地市場的壟斷權，並規定對土地使用權轉讓等市場行為徵稅，但在劃撥土地這個環節上卻存在大量「灰色行為」，所以事實上國家並未成為土地資源出讓的最大受益者。權力介入房地產業，使「圈地運動」的參與者大發其財，已是不爭的事實。據不完全的保守估計，在「圈地運動」期間，國有土地收益流失每年逾百億元，[8]中國國有土地資產總量在25萬億元左右。[9]

　

從2002年開始，中國每年都要發布一個「暴利行業排行榜」[10]，房地產業每年都高居榜首。

　

據房地產業內人士分析，全世界房地產業的利潤一般都在5％左右，而中國房地產業的平均利潤率則在15％以上。而中國的大富豪棲身的行業亦異常集中在房地產領域。在中國福布斯2002年度公布的100名富豪中，竟然有40多人涉足地產業。在前10名富翁中，中信泰富集團榮智健、世茂集團許榮茂、廣匯集團孫廣信、香港富華集團陳麗華、新希望集團劉永好、復星高科技集團郭廣昌、仲盛集團葉立培等這7人的公司業務中都有房地產業。再加上農凱集團周正毅、海星集團榮海以及卓達集團楊卓舒，前20名富豪中有10人都在從事房地產業，可以說中國富豪的一半都是房地產商。此後雖然不斷有從事房地業的富豪身陷囹圄，但在福布斯《2003年中國內地富豪榜》上，涉足房地產的還是高達35名，與其他行業相比，房地產業的富豪之多，遙遙領先。僅此一端，足可證明中國房地產業「暴利」之說並非空穴來風。

　

中國的房地產業仿佛有點金術，在短短20多年內，以超乎常規的速度催生了太多的億萬富翁。其中很多富翁都是從「一窮二白」狀態起家，而且很多人有著和億萬身家極不相稱的年紀。2003年，從《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跌下來的劉曉慶、楊斌都曾從事過和房地產相關的行業，目前正在接受審查的上海富商周正毅、錢永偉、許培新也都是通過房地產業經營積累了巨額財富[11]。

　

與這一中國特色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500富豪只有30人左右是地產商。

　

這就讓人不由得產生疑問：中國房地產業何以能夠維持如此高額利潤？難道中國的房地產業真成了點金術？

　

據多年來觀察分析，房地產業的暴利主要來自於如下五條渠道：

　

第一，房地產商與政府官員勾結，使用各種「灰色手段」拿到土地。

　

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曾出現過三次大規模的「圈地運動」，而第三次「圈地」就發生在2000年以後。根據筆者對中國近15年來幾度形成高潮的 「房地產熱」的觀察，房地產業的暴富流程如下：制定圈地計劃→賄買政府土地批租部門（國土局）→最低首付資金→取得可套取銀行貸款的土地手續→利用承建單位資金開發→賄賂銀行主管獲得抵押貸款→基本完成收益周期。其中第一個重要環節就是與政府官員合作。

　

2000年以來中國進入「城鎮化（即城市化）高潮時期，許多地方政府往往把城市化當作大生意，與一些「社會能人」和利益集團進行權錢交易。這些「社會能人」憑藉其參與城市建設這一機會，成為富商巨賈，少數人還能夠繼續賃藉其財富優勢，控制當地的城市規劃，讓地方政府為其服務，形成「地方政府傍大款」的局面，而官員們的私家住宅也往往由「能人」選擇好地資助建造。這樣一來，「能人」與政府官員結成了緊密的「利益共同體」，所作所為受到保護，成為地方的「老大」。城市壟斷經營的公共部門，建造基本的道路、水管和供電設施，地方政府反而要求當地居民出資。[12]

　

房地產商既然能夠成為巨富，幫助房地產商成為巨富的地方官員當然也肥得流油，據房地產業內人士透露，僅僅用於批地一項的賄賂（交易）成本就高達地價的 30％左右，這點在房地產業內早已不是什麼秘密。據國土資源部不完全統計，2003年全國共查處包括歷年遺漏案件在內的土地違法案件16．8萬起，有 738人給予黨紀政紀處分，134人追究刑事責任（即坐牢）。[13]按照這次公布的「反腐」政績推算，每一起土地違法事件就算只有一位責任人，也該有 16.8萬人，如此多的依靠土地獲利者，卻只有不到1％的違法者需要承擔「刑事責任」，說明腐敗獲益的違法成本相當低微。官員們只要付出如此低的「違法成本」，就可以獲得相當高的腐敗收益，這種情況下，由中央政府發動幾年一度的「大清查」，於懲治貪腐自然毫無阻嚇作用。

　

第二，掠奪城市拆遷戶的利益。

　

房地產開發商繞過國家規定，拿到土地的渠道多達10個，其中就包括城市中的「危房改造」土地。房地產開發商在付出「灰色」的高額「交易成本」後，為了保持利潤，只能「從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一就是想方設法降低拆遷成本。而各地的拆遷戶分散無助，加上各地主管拆遷的政府官員都是拆遷的隱蔽受益者，自然毫無例外地為房地產開發商撐腰。於是中國近十年來，城市拆遷戶們在暴力拆遷過程中，紛紛失去安身之所。據中國國家建設部統計，2002年1—8月份受理來信共4,820件次，其中，涉及拆遷問題的佔28％。上訪1,730批次，其中反映拆遷問題的佔70％；在集體上訪的123批次中，拆遷問題佔 83.7％。[14]可惜的是，拆遷引發的公平和穩定的問題，並未引起中共最高當局重視，處於放任狀態，以至後來房地產商在拆遷過程中，收買黑惡勢力介入拆遷，發生許多惡性事件，如遼寧省拆遷戶胳膊被砍斷等類似事件不斷發生。在拆遷戶與房地產開發商之間，因抗拒暴力拆遷引發的衝突越來越多，最著名的是 2003年8月南京拆遷戶翁彪被迫自焚事件。

　

2003年一年內，在中共統治中心北京天安門廣場先後發生了十餘起自焚事件，其中幾位自焚者就是因徵地拆遷導致家破人亡的苦主。面對中國百姓這種最後的悲慘反抗，中國政府不但不秉公調查案件背後的冤情，反而將自焚者作為危害社會治安者加以拘禁，並將為拆遷戶打官司的律師鄭恩寵以「洩露國家機密罪」投入監獄。所有這一切，徹底表明中共統治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威權政治。

　

各城市的拆遷工程早就已經成了官商勾結，無恥掠奪拆遷戶私有財產的醜惡戲劇。在2003年8月22日南京鄧府巷拆遷戶集體自焚事件發生後，江蘇省省委書記李源潮也不得不承認：「城市房屋拆遷和農村土地徵用，現在已經成為『沙灘流水不到頭』的兩大問題。[15]所謂「沙灘流水不到頭」，指的是政府雖然規定要給拆遷戶補償，但用於補償的金錢在各個環節都被貪官污吏們拿走了，最終拆遷戶得不到合理的補償。從各地城市拆遷戶的慘烈反抗來看，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國房地產商腰包裡嘩嘩作響的金錢，凝結著不少城市拆遷戶的血淚。據建設部有關部門統計，目前全國房地產市場中有50%左右來自於拆遷所產生的被動需求，安置補償不合理，政策不到位，導致拆遷戶利益受損失，嚴重的甚至造成因拆致貧。這是引發拆遷矛盾的最直接的原因。房屋拆遷成為城市社會矛盾最尖銳的領域之一。 2004年上半年因徵地拆遷而引發的到建設部上訪的人數有4,026批、18,620人。其中集體上訪905批、13,223人，個體上訪3,121批、 5,397人，半年就超過2003年3,929批、18,071人的全年上訪總量。[16]

　

第三，掠奪農民賴以安身立命的土地。

　

中國20多年前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即「家庭承包責任制」只是讓農民擁有土地使用權，並沒有允許農民擁有土地所有權，這種制度上的缺陷最後導致縣、鄉、村三級政權的官吏們成了土地的真正主人。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農民土地被低價徵用的悲劇不斷在中國上演，2004年1月，《南方周末》登載一篇文章 「別奪走我的麥田」，該文記述山東齊河縣農民失去土地的悲慘遭遇，[17]但那只是中國成千上萬群失去土地的農民的一個縮影而已。

　

中國農民貧困的根源之一在於土地權利的貧困，只有土地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的農村土地最後成了縣、鄉、村三級幹部肆意掠奪的對象。浙江師範大學王景新教授在冀、魯、鄂、桂、浙、滇等11省134個縣作了抽樣調查，發現擁有土地的農業人口只佔總人口的84.5％。據此推算，全國至少有13.7％的農民無地。據國土資源部統計，1987～2001依法審批的徵用土地數，加上違法佔地約為4,074～4,420萬畝，按人均0.8畝計算，失地農民總數約在 5,093～5,525萬。[18]這些失地農民的血淚故事，只有少數能夠見諸於媒體、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之窮，就在於私權不明確以及政府的高度腐敗。在中共威權統治下，中國公民與政府之間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博奕機制。

　

第四，大量偷漏稅。

　

據報道，九成房地產企業嚴重偷漏稅。2003年，南京市地稅局稽查分局耗費半年時間，對2002年度納稅額較大的88戶房地產業企業進行了稅收專項檢查，竟然發現87戶有偷漏稅問題，涉稅金額高達5,031．66萬元。據報，這種現象在中國相當普遍，多數盈利的房地產開發企業向稅務機關申報的是「微利」或者「虧損」。不過稅收是抽象的「國家利益」，在房地產商那裡獲取了利益的官員們對此睜只眼閉只眼，並不積極追查。[19]

　

第五，搾取購房者

　

房地業的「黑」一直是中國消費者設訴的一個主要問題，不少欺詐都發生於房地產預售中。房屋質量往往低於銷售時的承諾，收取的各種附加費用更是多於牛毛，還有少數開發商連地價都未交清，導致購房者拿不到房地產證。針對消費者投訴，中國聲稱要在2004年開始「中國房地產揭黑維權行動」[20]。

　

這種搾取激化了社會矛盾。據統計，2003年前10月，全國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為每平方米2,470元，在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等城市的房價則高達每平方米 6000多元以上。而2002年全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約7,000多元。以一家三口計算，全國城市家庭的年收入和城市平均房價比在1:12左右。再考慮到目前中國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拉大這一因素，可知一般城市居民購房相當困難。房地商的不誠實欺搾，導致無力購房的貧民怨氣積結。